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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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帝，到神宗以後，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
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
自從那次密談之後，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畫，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
不知為什麼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兇"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寧六年（一0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
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禦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
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
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
賢德幹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
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
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禦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
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
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
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
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
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
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
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
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
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
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
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洩遝！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
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
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
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
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
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
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
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隻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
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
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
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隻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隻是生產與分配，諒不緻誤。
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
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
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隻有在分配方面。
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
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
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
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
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
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一0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
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
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
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
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
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
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
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
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
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隻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
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
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
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侖美美的官衙。
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傭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
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隻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
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畫。
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闆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
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縷。
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
""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
"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
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
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
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
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
自從那次密談之後，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畫，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
不知為什麼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兇"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寧六年（一0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
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禦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
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
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
賢德幹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
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
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禦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
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
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
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
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
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
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
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
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
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
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
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洩遝！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
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
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
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
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
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
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
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隻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
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
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
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隻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隻是生產與分配，諒不緻誤。
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
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
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隻有在分配方面。
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
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
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
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
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
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一0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
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
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
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
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
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
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
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
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
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隻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
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
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
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侖美美的官衙。
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傭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
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隻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
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畫。
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闆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
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縷。
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
""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
"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
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
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
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