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讀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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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裡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朝學者提出了“三綱”，說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宋人就更是幹脆，說什麼“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
所以魯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漢以後，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
舉出具體的例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荟》知道了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幹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彙編》裡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國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裡錄存明永樂的上谕，兇惡得“言語道斷”，（這裡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的寫着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的麼？他這篇《狂人日記》，形式是小說，實際是反對封建禮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說是他關于野史和筆記的一則讀書筆記。
魯迅在借了小說對于封建禮教開火以後，一直沒有停過，在《祝福》裡又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
我們不能說魯迅文章的好處是從古文中出來，但是說他攻擊禮教這個意思乃是從古書中得來，即是出于古書的賜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邊我們隻說得消極的一面，其實在積極的一方面他也從古書得到不小的好處。
這用現代的一句話來說，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國的偉大的文化遺産，至于供給他後來在文藝研究的基礎那還在其次。
在魯迅生存着的期間，國内有着什麼保存國粹的口号，最明顯的是劉師培黃侃的《國故》和吳宓胡先骕的《學衡》兩次運動，但那是複古派所發動的，借了這個名稱來維持舊禮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對它，覺得他們所謂國粹實在乃是些國滓國糟，因此連這個名字也有點厭惡，不願意用了。
可是試問，國粹這物事有沒有呢，我想這是有的，不過不必說得那麼玄妙，隻如現今所說文化遺産，就十分确當。
魯迅讀書從經書起頭，于四書之外又讀了八部經，可是如上文所說，這對于他大概沒有什麼影響。
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備查考，也不曾好好讀過。
他小時候讀過《古文析義》，當然也讀《東萊博議》，但他與八大家無緣，“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說了。
《詩經》是硬讀的，因此難以發生興趣，韻文方面他所喜愛的有一部《楚辭》，此後是陶淵明，唐朝有李長吉，溫飛卿和李義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卻并不着重，隻有一部《劍南詩稿》，那大抵還是因為同鄉的關系也未可知。
對于“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麼興味，因此可以說他所走的乃是“旁門”，不管這意思好壞如何，總之事實是正确的。
文章方面他喜歡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約》，他曾經選了來教過學生。
他可以說愛六朝文勝于秦漢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華陽國志》，本來都是史地的書，但是文情俱勝，魯迅便把它當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
純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兩冊的《六朝文絜》，很精簡的輯錄各體文詞，極為便用。
他對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歡那一代的雜著，小時候受唐代叢書的影響，後來轉《太平廣記》，發心輯錄唐以前的古小說，成為《鈎沉》巨著，又集唐代“傳奇文”，書雖先出，實在乃是《鈎沉》之續，不過改輯本為選本罷了。
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說史的準備，北京大學請他教書，隻是一陣東風，催他成功就是了。
“試細檢藏中馬鳴所著之《佛本行贊》，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仿佛。
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
馬鳴以後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眇之教理，若《華嚴》《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學性的經典，複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移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詞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诠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于一般文藝。
”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誇張，但大體說得還對，現在借用了來作為魯迅讀佛經的說明，倒是極為适合的。
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别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裡那短短的引言上。
但是那隻是暫時的，到了用白話寫作的時候，這就全然不見，所以這裡也從略了。
（《讀書月報》）
所以魯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漢以後，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
舉出具體的例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荟》知道了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幹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彙編》裡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國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裡錄存明永樂的上谕，兇惡得“言語道斷”，（這裡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的寫着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的麼？他這篇《狂人日記》，形式是小說，實際是反對封建禮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說是他關于野史和筆記的一則讀書筆記。
魯迅在借了小說對于封建禮教開火以後，一直沒有停過，在《祝福》裡又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
我們不能說魯迅文章的好處是從古文中出來，但是說他攻擊禮教這個意思乃是從古書中得來，即是出于古書的賜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邊我們隻說得消極的一面，其實在積極的一方面他也從古書得到不小的好處。
這用現代的一句話來說，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國的偉大的文化遺産，至于供給他後來在文藝研究的基礎那還在其次。
在魯迅生存着的期間，國内有着什麼保存國粹的口号，最明顯的是劉師培黃侃的《國故》和吳宓胡先骕的《學衡》兩次運動，但那是複古派所發動的，借了這個名稱來維持舊禮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對它，覺得他們所謂國粹實在乃是些國滓國糟，因此連這個名字也有點厭惡，不願意用了。
可是試問，國粹這物事有沒有呢，我想這是有的，不過不必說得那麼玄妙，隻如現今所說文化遺産，就十分确當。
魯迅讀書從經書起頭，于四書之外又讀了八部經，可是如上文所說，這對于他大概沒有什麼影響。
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備查考，也不曾好好讀過。
他小時候讀過《古文析義》，當然也讀《東萊博議》，但他與八大家無緣，“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說了。
《詩經》是硬讀的，因此難以發生興趣，韻文方面他所喜愛的有一部《楚辭》，此後是陶淵明，唐朝有李長吉，溫飛卿和李義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卻并不着重，隻有一部《劍南詩稿》，那大抵還是因為同鄉的關系也未可知。
對于“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麼興味，因此可以說他所走的乃是“旁門”，不管這意思好壞如何，總之事實是正确的。
文章方面他喜歡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約》，他曾經選了來教過學生。
他可以說愛六朝文勝于秦漢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華陽國志》，本來都是史地的書，但是文情俱勝，魯迅便把它當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
純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兩冊的《六朝文絜》，很精簡的輯錄各體文詞，極為便用。
他對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歡那一代的雜著，小時候受唐代叢書的影響，後來轉《太平廣記》，發心輯錄唐以前的古小說，成為《鈎沉》巨著，又集唐代“傳奇文”，書雖先出，實在乃是《鈎沉》之續，不過改輯本為選本罷了。
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說史的準備，北京大學請他教書，隻是一陣東風，催他成功就是了。
“試細檢藏中馬鳴所著之《佛本行贊》，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仿佛。
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
馬鳴以後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眇之教理，若《華嚴》《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學性的經典，複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移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詞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诠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于一般文藝。
”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誇張，但大體說得還對，現在借用了來作為魯迅讀佛經的說明，倒是極為适合的。
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别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裡那短短的引言上。
但是那隻是暫時的，到了用白話寫作的時候，這就全然不見，所以這裡也從略了。
（《讀書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