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中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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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大人物，絲毫不感受影響，雖然沒有顯明的攻擊過，但這總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他愛《楚辭》裡的屈原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傳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
他由此引伸又多讀佛經，本來并無宗教信仰，隻是去當作古書來看，因為中國自後漢起便翻譯佛經，到六朝為止譯出了不少，所以當作六朝文來讀，也是很有興趣的事情。
佛經倒也就是那麼一回事，隻是作為印度文學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國“撰述”類中卻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論佛教的書，中間有梁朝範缜作的一篇《神滅論》，這給了他很大的益處。
中國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諸子中間已有萌芽，後漢王充的《論衡》裡也有表示，不過未能徹底，到了範缜才毫不客氣的提出神滅論來了。
大意是說神附于形而存在，形滅則神亦滅，他用刀來作比喻，說刀是形，刀的銳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毀滅則利也自然不存了。
當時轟動一世，連信佛的梁武帝也親自出馬，和他辯難，可是終于無法折服他。
這便給魯迅種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後來與科學知識，馬列主義相結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礦路學堂所學的重在技術，一般自然科學是基本，所以要補習一下，夠得上中學标準，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顯得缺乏了。
學堂裡也有“漢文”這一門功課，讀的大抵都是《左傳》，作文題目也隻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之類。
陸師學堂的總辦也照例由候補道兼充，不過還比較開通些，不像水師方面那麼的烏煙瘴氣，在看書報方面可以更為自由。
但是魯迅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在學堂裡所得不多，主要還是在家裡讀書時候立下了基礎來的。
他讀“正經書”—準備考八股出題目用的四書五經讀得很快，可是因為有反感，不曾發生什麼影響，雖然平心說起來，《詩經》乃是古代歌謠，現在看來有許多是很可喜愛的。
他就用餘暇來看别的古書，這在正經用功趕考的人說來是“雜覽”，最是妨礙正業，要不得的。
魯迅看了許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雜家的筆記，不僅使他知識大為擴充，文章更有進益，又給了他兩樣好處，那是在積極方面了解祖國偉大的文化遺産的價值，消極方面則深切感到封建禮教的毒害，造成他“禮教吃人”的結論，成為後日發為《狂人日記》以後的那些小說的原因。
礦路學堂因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課中獨缺外國語這一門。
這一個缺陷是他後來在日本，自己來補足的。
他當初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那裡學的是德文，第二學年末了退學後，他在東京繼續自修，後來便用這當唯一的工具，譯出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等許多世界名著。
日本語他也學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譯日本現代作品，隻有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夏目漱石等幾個人的小說而已。
他也曾學過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許季茀等一共六個人，去找亡命東京的馬利亞孔特夫人教讀，每人學費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費留學生未免覺得壓手，所以幾個月後就停止了。
那時所用教本系托教師從海參崴去買來，每冊五十戈比，書名可以叫做“看圖識字”吧，是很簡單的一種本子。
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魯迅親筆注上的小字，現存放在“故居”，大家還可以看得到。
（《文彙報》）
他愛《楚辭》裡的屈原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傳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
他由此引伸又多讀佛經，本來并無宗教信仰，隻是去當作古書來看，因為中國自後漢起便翻譯佛經，到六朝為止譯出了不少，所以當作六朝文來讀，也是很有興趣的事情。
佛經倒也就是那麼一回事，隻是作為印度文學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國“撰述”類中卻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論佛教的書，中間有梁朝範缜作的一篇《神滅論》，這給了他很大的益處。
中國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諸子中間已有萌芽，後漢王充的《論衡》裡也有表示，不過未能徹底，到了範缜才毫不客氣的提出神滅論來了。
大意是說神附于形而存在，形滅則神亦滅，他用刀來作比喻，說刀是形，刀的銳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毀滅則利也自然不存了。
當時轟動一世，連信佛的梁武帝也親自出馬，和他辯難，可是終于無法折服他。
這便給魯迅種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後來與科學知識，馬列主義相結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礦路學堂所學的重在技術，一般自然科學是基本，所以要補習一下，夠得上中學标準，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顯得缺乏了。
學堂裡也有“漢文”這一門功課，讀的大抵都是《左傳》，作文題目也隻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之類。
陸師學堂的總辦也照例由候補道兼充，不過還比較開通些，不像水師方面那麼的烏煙瘴氣，在看書報方面可以更為自由。
但是魯迅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在學堂裡所得不多，主要還是在家裡讀書時候立下了基礎來的。
他讀“正經書”—準備考八股出題目用的四書五經讀得很快，可是因為有反感，不曾發生什麼影響，雖然平心說起來，《詩經》乃是古代歌謠，現在看來有許多是很可喜愛的。
他就用餘暇來看别的古書，這在正經用功趕考的人說來是“雜覽”，最是妨礙正業，要不得的。
魯迅看了許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雜家的筆記，不僅使他知識大為擴充，文章更有進益，又給了他兩樣好處，那是在積極方面了解祖國偉大的文化遺産的價值，消極方面則深切感到封建禮教的毒害，造成他“禮教吃人”的結論，成為後日發為《狂人日記》以後的那些小說的原因。
礦路學堂因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課中獨缺外國語這一門。
這一個缺陷是他後來在日本，自己來補足的。
他當初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那裡學的是德文，第二學年末了退學後，他在東京繼續自修，後來便用這當唯一的工具，譯出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等許多世界名著。
日本語他也學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譯日本現代作品，隻有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夏目漱石等幾個人的小說而已。
他也曾學過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許季茀等一共六個人，去找亡命東京的馬利亞孔特夫人教讀，每人學費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費留學生未免覺得壓手，所以幾個月後就停止了。
那時所用教本系托教師從海參崴去買來，每冊五十戈比，書名可以叫做“看圖識字”吧，是很簡單的一種本子。
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魯迅親筆注上的小字，現存放在“故居”，大家還可以看得到。
（《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