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國學與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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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因為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寫的一部小說。
末了還有一件要說的，是他的文字學的知識。
過去一般中國人“讀書”，卻多是不識字，雖然漢末許叔重做了《說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擱起來，因為是與“科舉”無關，不為人所注意。
魯迅在日本留學的後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剛從上海西牢裡釋放出來，亡命東京，主編革命宣傳機關雜志《民報》，又開辦“國學講習會”，借了大成中學的講堂，給留學生講學，正是從《說文》講起。
有朋友來約，拟特别請太炎先生開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報社講《說文》，我們都參加了，聽講的共有八人。
魯迅借抄聽講者的筆記清本，有一卷至今還存留，可以知道對于他的影響。
表面上看得出來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認真，最明顯的表現在《域外小說集》初闆的兩冊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後來又改用白話，古雅已用不着，但認真還是仍舊，他寫稿寫信用俗字簡字，卻決不寫别字，以及重複矛盾的字，例如橋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諱始改丘為邱），又寫鳥字也改下邊四點為兩點，這恐怕到他晚年還是如此吧？在他豐富深厚的國學知識的上頭，最後加上這一層去，使他徹底了解整個的文學藝術遺産的偉大，他這二十幾年的刻苦的學習可以說是“功不唐捐”了。
關于魯迅的“西學”一方面，我們可以更簡單的來說明一下。
這裡可分作兩個段落，其一是關于一般的科學知識，其二是關于外國的文學知識。
這第一段落是魯迅在南京（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及在東京前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大概這五個年頭。
南京附設在陸師學堂内的礦路學堂本來是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的，雖然主要功課屬于礦路二事，但魯迅後來既不開礦，也不造路，這些功課都已還了先生之後，他所實在得到的也隻是那一點普通科學知識而已。
魯迅在《朝花夕拾》上特别提出地學（地質學）和金石學（礦物學），這些固然最是新鮮，但重要的其實還是一般科學，如數學，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都是現代常識的基礎，但是平常各個分立，散漫無歸宿，魯迅在這裡看到了《天演論》，這正像國學方面的《神滅論》，對于他是有着絕大的影響的。
《天演論》原隻是赫胥黎的一篇論文，題目是“倫理與進化論”，（或者是“進化論與倫理”也未可知，）并不是專談進化論的，所以說的并不清楚，魯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東京，學了日本文之後，這才懂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
因為魯迅看到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于是明白進化學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魯迅在東京進了弘文學院，讀了兩年書，科學一方面隻是重複那已經學過的東西，歸根結蒂所學得的實在隻是日本語文一項，但是這卻引導他到了進化論裡去，那末這用處也就不小了。
第二個段落是說魯迅在仙台醫學校的兩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和仙台退學後住在東京的三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
在仙台所學的是醫學專門學問，後來對于魯迅有用的隻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藝工作的唯一的工具。
退學後住在東京的這幾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閑住，正式學校也并不進，隻在“獨逸語學協會”附設的學校裡挂了一個名，高興的時候去聽幾回課，平常就隻逛舊書店，買德文書來自己閱讀，可是這三年裡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将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
他學的外國語是德文，但對于德國文學沒有什麼興趣，歌德席勒等大師的著作他一冊都沒有，所有的隻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對于權威表示反抗。
他利用德文去翻譯别國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改變國人的思想，走向自由與解放的道路。
魯迅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的藝術，雖然這也就是世界文學的趨向，但十九世紀下半歐洲盛行自然主義，過分強調人性，與人民和國家反而脫了節，隻有俄國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裡，具有革命與愛國的精神，為魯迅所最佩服。
他便竭力收羅俄國文學的德文譯本，又進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國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蘭，波蘭，波希米亞（捷克），塞爾維亞與克洛谛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
這些在那時都是弱小民族，大都還被帝國主義的大國所兼并，他們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譯，隻有德文譯本還可得到，這時魯迅的德文便大有用處了。
魯迅在東京各舊書店盡力尋找這類資料，發見舊德文雜志上說什麼譯本刊行，便托相識書商向“丸善書店”往歐洲定購。
這樣他買到了不少譯本，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兩冊《域外小說集》裡他所譯的原本，便都是這樣一點一滴的收集來的。
他在舊書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價，買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學史》，後來又定購了一部三冊的劄倍爾著的同名字的書，給予他許多幫助。
在許多年後《小說月報》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時候，找不到關于斯拉夫的幾個民族的資料，有幾篇談保加利亞和芬蘭文學的文章，便是魯迅從這書上抄譯下來的。
魯迅在東京的後期隻是短短的三年，在終日閑走閑談中間，實在卻做了不少工作，我們如拿去和國學時期相比，真可以說是意外的神速。
（《新港》月刊）
末了還有一件要說的，是他的文字學的知識。
過去一般中國人“讀書”，卻多是不識字，雖然漢末許叔重做了《說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擱起來，因為是與“科舉”無關，不為人所注意。
魯迅在日本留學的後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剛從上海西牢裡釋放出來，亡命東京，主編革命宣傳機關雜志《民報》，又開辦“國學講習會”，借了大成中學的講堂，給留學生講學，正是從《說文》講起。
有朋友來約，拟特别請太炎先生開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報社講《說文》，我們都參加了，聽講的共有八人。
魯迅借抄聽講者的筆記清本，有一卷至今還存留，可以知道對于他的影響。
表面上看得出來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認真，最明顯的表現在《域外小說集》初闆的兩冊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後來又改用白話，古雅已用不着，但認真還是仍舊，他寫稿寫信用俗字簡字，卻決不寫别字，以及重複矛盾的字，例如橋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諱始改丘為邱），又寫鳥字也改下邊四點為兩點，這恐怕到他晚年還是如此吧？在他豐富深厚的國學知識的上頭，最後加上這一層去，使他徹底了解整個的文學藝術遺産的偉大，他這二十幾年的刻苦的學習可以說是“功不唐捐”了。
關于魯迅的“西學”一方面，我們可以更簡單的來說明一下。
這裡可分作兩個段落，其一是關于一般的科學知識，其二是關于外國的文學知識。
這第一段落是魯迅在南京（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及在東京前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大概這五個年頭。
南京附設在陸師學堂内的礦路學堂本來是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的，雖然主要功課屬于礦路二事，但魯迅後來既不開礦，也不造路，這些功課都已還了先生之後，他所實在得到的也隻是那一點普通科學知識而已。
魯迅在《朝花夕拾》上特别提出地學（地質學）和金石學（礦物學），這些固然最是新鮮，但重要的其實還是一般科學，如數學，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都是現代常識的基礎，但是平常各個分立，散漫無歸宿，魯迅在這裡看到了《天演論》，這正像國學方面的《神滅論》，對于他是有着絕大的影響的。
《天演論》原隻是赫胥黎的一篇論文，題目是“倫理與進化論”，（或者是“進化論與倫理”也未可知，）并不是專談進化論的，所以說的并不清楚，魯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東京，學了日本文之後，這才懂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
因為魯迅看到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于是明白進化學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魯迅在東京進了弘文學院，讀了兩年書，科學一方面隻是重複那已經學過的東西，歸根結蒂所學得的實在隻是日本語文一項，但是這卻引導他到了進化論裡去，那末這用處也就不小了。
第二個段落是說魯迅在仙台醫學校的兩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和仙台退學後住在東京的三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
在仙台所學的是醫學專門學問，後來對于魯迅有用的隻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藝工作的唯一的工具。
退學後住在東京的這幾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閑住，正式學校也并不進，隻在“獨逸語學協會”附設的學校裡挂了一個名，高興的時候去聽幾回課，平常就隻逛舊書店，買德文書來自己閱讀，可是這三年裡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将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
他學的外國語是德文，但對于德國文學沒有什麼興趣，歌德席勒等大師的著作他一冊都沒有，所有的隻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對于權威表示反抗。
他利用德文去翻譯别國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改變國人的思想，走向自由與解放的道路。
魯迅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的藝術，雖然這也就是世界文學的趨向，但十九世紀下半歐洲盛行自然主義，過分強調人性，與人民和國家反而脫了節，隻有俄國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裡，具有革命與愛國的精神，為魯迅所最佩服。
他便竭力收羅俄國文學的德文譯本，又進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國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蘭，波蘭，波希米亞（捷克），塞爾維亞與克洛谛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
這些在那時都是弱小民族，大都還被帝國主義的大國所兼并，他們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譯，隻有德文譯本還可得到，這時魯迅的德文便大有用處了。
魯迅在東京各舊書店盡力尋找這類資料，發見舊德文雜志上說什麼譯本刊行，便托相識書商向“丸善書店”往歐洲定購。
這樣他買到了不少譯本，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兩冊《域外小說集》裡他所譯的原本，便都是這樣一點一滴的收集來的。
他在舊書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價，買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學史》，後來又定購了一部三冊的劄倍爾著的同名字的書，給予他許多幫助。
在許多年後《小說月報》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時候，找不到關于斯拉夫的幾個民族的資料，有幾篇談保加利亞和芬蘭文學的文章，便是魯迅從這書上抄譯下來的。
魯迅在東京的後期隻是短短的三年，在終日閑走閑談中間，實在卻做了不少工作，我們如拿去和國學時期相比，真可以說是意外的神速。
（《新港》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