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青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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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見得比避難時期被說是“讨飯”更是輕微吧。
還有一件，見于《朝花夕拾》第八篇《瑣記》中，便是有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竊取家中的錢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謠言，說他壞話，這使得他決心離開紹興，跑到外邊去。
隻是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所以隻能提及一下，無從細叙情由了。
魯迅往三味書屋念書，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間已跟壽鏡吾先生受業，我去是在次年甲午的中間了吧，鏡吾先生因學生多了，把我分給他的次子洙鄰先生去教，所以我所知道的三味書屋，乃是甲午以後的情形。
壽宅與魯迅故家在一條街上，不過魯迅的家在西頭，稱為東昌坊口，壽宅是在東邊，那裡乃是覆盆橋了。
周氏祖居也在覆盆橋，與壽宅隔河南北相對，通稱老台門周宅，西頭東昌坊口的一家是後來分耜出的，所以稱為新台門。
從新台門到壽宅，這其間大概不到十家門面，走起來隻要幾分鐘工夫，壽宅門坐南朝北，走過一條石橋便是大門，不過那時正屋典給了人家，是從偏東的旁門出入的。
進了黑油的竹門是一排房屋，迤南三間小花廳，便是三味書屋，原是西向，但是西邊正屋的牆很高，“天井”又不大，所以并不記得西曬炎熱。
三味書屋的南牆上有一個圓洞門，裡邊一間有小匾題什麼小憩四字，是洙鄰先生的教讀處，鏡吾先生則在外間的花廳裡。
正中牆上挂着“三味書屋”的匾額，據洙鄰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這本來是三餘書屋四字，鏡吾先生的父親把它改了的，原來典故忘了，隻知道是将經史子比食物，經是米谷，史是菜蔬，子是點心。
匾下面畫桌上挂着一幅畫，是樹底下站着一隻大梅花鹿，這畫前面是先生的寶座，是很樸素的八仙桌和高背的椅子。
學生的書桌分列在四面，這裡向西開窗，窗下都是大學生，離窗遠的便要算較差了。
洙鄰先生說，魯迅初去時桌子排在南邊靠牆，因為有圓洞門的關系，三副桌椅依次排列下來，便接近往後園去的小門了。
後園裡有一株臘梅花，大概還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廁所在地，愛玩的學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裡閑耍，累得先生大聲叫喚，“人到哪裡去了？”這才陸續走回來。
靠近園門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來是很方便的，魯迅卻不願意，推說有風，請求掉換坐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邊的牆下，我入學時看見他的坐位便是那個。
魯迅小時候的事情，實在我知道得并不多，因為我要比他小三歲，在我剛七八歲有點知識懂人事的時候，他已經過了十歲了。
個人的知識記憶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歲以前的事全都不記得了，現在可以紀錄下來的隻是一二另碎的片段而已。
因為生下來是長子，在家庭裡很是珍重，依照舊時風俗，為的保證他長大，有種種的儀式要舉行。
除了通行的“滿月”和“得周”的各樣的祭祀以外，還要向神佛去“記名”。
所謂記名即是說把小孩的名字記在神或佛的賬上，表示他已經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嬌兒，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搶奪了去。
魯迅首先是向大桶盤（地名，本來是一個大湖）的女神記名，這女神不知道是什麼神道，仿佛記得是九天玄女，卻也不能确定。
記了名的義務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間内要去祭祀“還願”，備了小三牲去禮拜。
其次又拜一個和尚為師，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彌，家裡對于師父的報酬是什麼，我不知道，徒弟則是從師父領得一個法名，魯迅所得到的乃是長根二字。
師父自己的法号卻似乎已經失傳，因為我們隻聽别人背後叫他“阿隆”，當面大概是隆師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麼隆或是隆什麼了。
他住的地方距離魯迅的家不遠，是東昌坊口迤北塔子橋頭的長慶寺，那法名裡的“長”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來，也未可知。
我又記得那大桶盤廟的記名也是有法名的，卻是不記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辦法是每個輪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别一個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末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覺得這個記憶未必是确實的了。
魯迅小時候喜愛繪畫，這與後來的藝術活動很有關系的，但是他的興趣并不限于圖畫，又擴充到文字上邊去，因此我們又要說一說他買書的事了。
這回他所要買的不再是小孩們看了玩的圖冊，而是現今所稱祖國文學遺産的一部分了。
上文我們說到合買《海仙畫譜》，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末這裡所說自然在其後，當是甲午乙未這兩年了。
小說一類在小臯埠“友舅舅”那裡看了不少，此時并不熱心追求，所注意的卻是别一部類，這比起小說來雖然也算是“正經”書，但是在一心搞“舉業”—即是應科舉用的八股文的人看來，乃是所謂“雜學”，如《儒林外史》裡的高翰林所說，是頂要不得的東西。
但是在魯迅方面來說，卻是大有益處，因為這造成他後來整理文化遺産的基礎與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鈎沉》，寫《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有關系的。
他的買書時期大約可以分作兩段，這兩年是第一段，正是父親生病的時期，第二段則是父親死後，伯宜公沒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計算起來該是丙申丁酉的兩年，到了戊戌三月魯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魯迅在礦路學堂十足的讀了三年書，至辛醜（一九〇一）年末畢業，次年二月同了三個同學往日本留學，想起來該是前四名吧。
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裡，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進水師學堂，所以我所親身聞見的事隻是末了的五個月，因此所能清楚叙述的也就不多了。
兩家舅父決定分住兩地，大舅父搬到小臯埠，小舅父回到安橋頭老家去，外祖母則每年輪番的到他們家裡去同住。
因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點不大方便，所以魯迅和我都一并同了大舅父搬去了。
小臯埠那裡的房東似是胡秦兩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漁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詩人兼畫家的秦樹铦的兒子，也能畫梅花，隻是吃了鴉片，不務生計，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乃是敗落子弟，但是很有風趣，和魯迅很說得來，因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時常找他去談天。
他性喜看小說，凡是那時所有的說部書，他幾乎全備，雖然大抵是鉛石印，不曾見過什麼木刻大本。
魯迅到了小臯埠之後，不再作影寫繡像這種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閑談之外，便是借小說來看。
我因為年紀還小，不夠參加談天，識字不多，也不能看書，所以詳細情形都說不上來了。
總之他在那裡讀了許多小說，這于增加知識之外，也打下了後日講“中國小說史”的基礎，那是無可疑的吧。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兩年，平穩無事的過去了，隻有一次鬧退學，乃是全體的事情，不久也就解決。
魯迅普通科畢業後，考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
他學醫的動機在《朝花夕拾》中自己說過，完全是因為父親病中受了“名醫”的欺騙，立志要學好醫術，好治病救人。
本來在千葉和金澤地方，也都設立有醫學專門學校，但是他卻特地去挑選了遠在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專，這也是有理由的。
因為他在東京看厭了那些“富士山”們，不願意和他們為伍，隻有仙台醫專因為比千葉金澤路遠天冷，還沒有留學生入學，這是他看中了那裡的唯一理由。
他在那裡住了兩年，剛剛把醫學校的前期功課即是基礎學問搞完的時候，又呈請退學，回到東京來了。
魯迅在家裡的時候，當然也見過些繡像的書。
阿長給他買的木版《山海經》，雖然年代不詳，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
那是小本木刻，因為一葉一圖，所以也還清楚，那些古怪的圖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沒有腦袋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的“刑天”，這比龍頭人身馬蹄的“彊良”還要新奇，引起兒童多少奔放豐富的想象來呀。
伯宜公舊有的兩本《爾雅音圖》，是廣百宋齋的石印小本，一頁裡有四個圖，原版本有一尺來大，所以不成問題，縮小後便不很清楚了。
此外還存有四本《百美新詠》，全是差不多一樣的女人，看了覺得單調。
很特别是一部彈詞《白蛇傳》，上邊也有繡像，不過沒有多少張，因為出場的腳色本來不多。
彈詞那時沒有讀，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許仙，而尤其讨厭法海。
《白蛇傳》的繡像看上去所以無甚興趣，隻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圖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結果這一葉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爛了。
歸根結蒂的說來，繡像書雖是有過幾冊，可是沒有什麼值得愛玩的。
大舅父那裡的這部《蕩寇志》因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書本較大，畫像比較生動，像贊也用篆隸真草各體分書，顯得相當精工。
魯迅小時候也随意自畫人物，在院子裡矮牆上畫有尖嘴雞爪的雷公，荊川紙小冊子上也畫過“射死八斤”的漫畫，這時卻真正感到了繪畫的興味，開始來細心影寫這些繡像。
恰巧鄰近雜貨店裡有一種竹紙可以買到，俗名“明公（蜈蚣）紙”，每張一文制錢，現在想起來，大概是毛邊紙的一種，一大張六開吧。
魯迅買了這明公紙來，一張張的描寫，像贊的字也都照樣寫下來，除了一些楷書的曾由表兄延孫幫寫過幾張，此外全數是由他一個人包辦的。
這個模寫本不記得花了多少時光，總數約有一百頁吧，一天畫一頁恐怕是不大夠的。
我們可以說，魯迅在皇甫莊的這個時期，他的精神都用在這件工作上，後來訂成一冊，帶回家去，一二年後因為有同學見了喜歡，魯迅便出讓給他了。
延孫那裡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小本兩冊，原書系日本岡元鳳所作，引用《詩經》裡的句子，将草木蟲魚分别的繪圖列說，中國同時有徐鼎的品物圖說，卻不及這書的畫得精美。
這也給了魯迅一個刺激，引起買書的興趣來。
現在這種石印本是買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卻還可以看到。
前者是在書房裡，後者則是伯宜公病中，魯迅奔走于當鋪和藥店之間，所以定了這樣一個題目。
伯宜公生病前後經過三個年頭，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
他從什麼時候病起，很難一句話斷定，但略有年月事實可以稽考，因為甲午中國在朝鮮戰敗，伯宜公在大廳前同人談論，表示憂慮，我記得很明白，可見那時還未卧病。
其次是嫁在東關金家的小姑母于是年十月去世，伯宜公還去吊喪，而且親自為穿着殓衣，更可知是健康的了。
推測起來發病的時候當在冬季，他突然吐血，一般說是肺癰，即是現今所謂肺結核，後來雙腳發腫，逐漸脹至肚腹，醫生又認為臌脹，在肺癰與臌脹兩樣治療之下拖了兩年，終于不治。
這中間也可以分出個段落來，大抵病初發時一時緊張，後來慢慢安定下來，雖然病勢實是有進無退，總還暫時保持一個小康，到了進入丙申末一年，則是情勢日益緊迫了。
根據這個看法，可以對于三味書屋一節略作補充說明，即是那裡所說多是甲午乙未的事，而這裡則是以丙申為主，所以兩者時期雖有重複，但這樣看去又是顯有區分了。
魯迅回家後所買第一部新書，大概是也應當是那兩冊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
明白記得那書價是銀洋兩角，因為買的不是一次，掉換也有好幾次。
不知為什麼那麼的看重此書，買來後必要仔細檢查，如果發見哪裡有什麼墨污，或者哪一頁訂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趕去掉換。
有時候在沒有查出缺點之前，變動了一點，有如改換封面之類，那就不能退換了，隻得折價賣給某一同學，再貼了錢去另買新書。
因為去的回數多了，對于書坊夥計那麼丁甯妥貼的用破毛邊紙包書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學得了他們的方法，以後在包書和訂書的技術方面都有一點特長，為一般讀書人所不及。
後來所買的同類書籍中記得有《
還有一件，見于《朝花夕拾》第八篇《瑣記》中，便是有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竊取家中的錢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謠言，說他壞話，這使得他決心離開紹興，跑到外邊去。
隻是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所以隻能提及一下，無從細叙情由了。
魯迅往三味書屋念書，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間已跟壽鏡吾先生受業，我去是在次年甲午的中間了吧，鏡吾先生因學生多了，把我分給他的次子洙鄰先生去教，所以我所知道的三味書屋，乃是甲午以後的情形。
壽宅與魯迅故家在一條街上，不過魯迅的家在西頭，稱為東昌坊口，壽宅是在東邊，那裡乃是覆盆橋了。
周氏祖居也在覆盆橋，與壽宅隔河南北相對，通稱老台門周宅，西頭東昌坊口的一家是後來分耜出的，所以稱為新台門。
從新台門到壽宅，這其間大概不到十家門面，走起來隻要幾分鐘工夫，壽宅門坐南朝北，走過一條石橋便是大門，不過那時正屋典給了人家，是從偏東的旁門出入的。
進了黑油的竹門是一排房屋，迤南三間小花廳，便是三味書屋，原是西向，但是西邊正屋的牆很高，“天井”又不大，所以并不記得西曬炎熱。
三味書屋的南牆上有一個圓洞門，裡邊一間有小匾題什麼小憩四字，是洙鄰先生的教讀處，鏡吾先生則在外間的花廳裡。
正中牆上挂着“三味書屋”的匾額，據洙鄰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這本來是三餘書屋四字，鏡吾先生的父親把它改了的，原來典故忘了，隻知道是将經史子比食物，經是米谷，史是菜蔬，子是點心。
匾下面畫桌上挂着一幅畫，是樹底下站着一隻大梅花鹿，這畫前面是先生的寶座，是很樸素的八仙桌和高背的椅子。
學生的書桌分列在四面，這裡向西開窗，窗下都是大學生，離窗遠的便要算較差了。
洙鄰先生說，魯迅初去時桌子排在南邊靠牆，因為有圓洞門的關系，三副桌椅依次排列下來，便接近往後園去的小門了。
後園裡有一株臘梅花，大概還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廁所在地，愛玩的學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裡閑耍，累得先生大聲叫喚，“人到哪裡去了？”這才陸續走回來。
靠近園門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來是很方便的，魯迅卻不願意，推說有風，請求掉換坐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邊的牆下，我入學時看見他的坐位便是那個。
魯迅小時候的事情，實在我知道得并不多，因為我要比他小三歲，在我剛七八歲有點知識懂人事的時候，他已經過了十歲了。
個人的知識記憶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歲以前的事全都不記得了，現在可以紀錄下來的隻是一二另碎的片段而已。
因為生下來是長子，在家庭裡很是珍重，依照舊時風俗，為的保證他長大，有種種的儀式要舉行。
除了通行的“滿月”和“得周”的各樣的祭祀以外，還要向神佛去“記名”。
所謂記名即是說把小孩的名字記在神或佛的賬上，表示他已經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嬌兒，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搶奪了去。
魯迅首先是向大桶盤（地名，本來是一個大湖）的女神記名，這女神不知道是什麼神道，仿佛記得是九天玄女，卻也不能确定。
記了名的義務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間内要去祭祀“還願”，備了小三牲去禮拜。
其次又拜一個和尚為師，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彌，家裡對于師父的報酬是什麼，我不知道，徒弟則是從師父領得一個法名，魯迅所得到的乃是長根二字。
師父自己的法号卻似乎已經失傳，因為我們隻聽别人背後叫他“阿隆”，當面大概是隆師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麼隆或是隆什麼了。
他住的地方距離魯迅的家不遠，是東昌坊口迤北塔子橋頭的長慶寺，那法名裡的“長”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來，也未可知。
我又記得那大桶盤廟的記名也是有法名的，卻是不記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辦法是每個輪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别一個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末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覺得這個記憶未必是确實的了。
魯迅小時候喜愛繪畫，這與後來的藝術活動很有關系的，但是他的興趣并不限于圖畫，又擴充到文字上邊去，因此我們又要說一說他買書的事了。
這回他所要買的不再是小孩們看了玩的圖冊，而是現今所稱祖國文學遺産的一部分了。
上文我們說到合買《海仙畫譜》，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末這裡所說自然在其後，當是甲午乙未這兩年了。
小說一類在小臯埠“友舅舅”那裡看了不少，此時并不熱心追求，所注意的卻是别一部類，這比起小說來雖然也算是“正經”書，但是在一心搞“舉業”—即是應科舉用的八股文的人看來，乃是所謂“雜學”，如《儒林外史》裡的高翰林所說，是頂要不得的東西。
但是在魯迅方面來說，卻是大有益處，因為這造成他後來整理文化遺産的基礎與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鈎沉》，寫《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有關系的。
他的買書時期大約可以分作兩段，這兩年是第一段，正是父親生病的時期，第二段則是父親死後，伯宜公沒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計算起來該是丙申丁酉的兩年，到了戊戌三月魯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魯迅在礦路學堂十足的讀了三年書，至辛醜（一九〇一）年末畢業，次年二月同了三個同學往日本留學，想起來該是前四名吧。
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裡，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進水師學堂，所以我所親身聞見的事隻是末了的五個月，因此所能清楚叙述的也就不多了。
一一 東京與仙台
魯迅在皇甫莊大概住了有五六個月吧，到了年底因了典屋滿期或是什麼别的關系，外婆家非得搬家不可了。兩家舅父決定分住兩地，大舅父搬到小臯埠，小舅父回到安橋頭老家去，外祖母則每年輪番的到他們家裡去同住。
因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點不大方便，所以魯迅和我都一并同了大舅父搬去了。
小臯埠那裡的房東似是胡秦兩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漁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詩人兼畫家的秦樹铦的兒子，也能畫梅花，隻是吃了鴉片，不務生計，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乃是敗落子弟，但是很有風趣，和魯迅很說得來，因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時常找他去談天。
他性喜看小說，凡是那時所有的說部書，他幾乎全備，雖然大抵是鉛石印，不曾見過什麼木刻大本。
魯迅到了小臯埠之後，不再作影寫繡像這種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閑談之外，便是借小說來看。
我因為年紀還小，不夠參加談天，識字不多，也不能看書，所以詳細情形都說不上來了。
總之他在那裡讀了許多小說，這于增加知識之外，也打下了後日講“中國小說史”的基礎，那是無可疑的吧。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兩年，平穩無事的過去了，隻有一次鬧退學，乃是全體的事情，不久也就解決。
魯迅普通科畢業後，考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
他學醫的動機在《朝花夕拾》中自己說過，完全是因為父親病中受了“名醫”的欺騙，立志要學好醫術，好治病救人。
本來在千葉和金澤地方，也都設立有醫學專門學校，但是他卻特地去挑選了遠在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專，這也是有理由的。
因為他在東京看厭了那些“富士山”們，不願意和他們為伍，隻有仙台醫專因為比千葉金澤路遠天冷，還沒有留學生入學，這是他看中了那裡的唯一理由。
他在那裡住了兩年，剛剛把醫學校的前期功課即是基礎學問搞完的時候，又呈請退學，回到東京來了。
魯迅在家裡的時候，當然也見過些繡像的書。
阿長給他買的木版《山海經》，雖然年代不詳，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
那是小本木刻，因為一葉一圖，所以也還清楚，那些古怪的圖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沒有腦袋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的“刑天”，這比龍頭人身馬蹄的“彊良”還要新奇，引起兒童多少奔放豐富的想象來呀。
伯宜公舊有的兩本《爾雅音圖》，是廣百宋齋的石印小本，一頁裡有四個圖，原版本有一尺來大，所以不成問題，縮小後便不很清楚了。
此外還存有四本《百美新詠》，全是差不多一樣的女人，看了覺得單調。
很特别是一部彈詞《白蛇傳》，上邊也有繡像，不過沒有多少張，因為出場的腳色本來不多。
彈詞那時沒有讀，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許仙，而尤其讨厭法海。
《白蛇傳》的繡像看上去所以無甚興趣，隻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圖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結果這一葉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爛了。
歸根結蒂的說來，繡像書雖是有過幾冊，可是沒有什麼值得愛玩的。
大舅父那裡的這部《蕩寇志》因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書本較大，畫像比較生動，像贊也用篆隸真草各體分書，顯得相當精工。
魯迅小時候也随意自畫人物，在院子裡矮牆上畫有尖嘴雞爪的雷公，荊川紙小冊子上也畫過“射死八斤”的漫畫，這時卻真正感到了繪畫的興味，開始來細心影寫這些繡像。
恰巧鄰近雜貨店裡有一種竹紙可以買到，俗名“明公（蜈蚣）紙”，每張一文制錢，現在想起來，大概是毛邊紙的一種，一大張六開吧。
魯迅買了這明公紙來，一張張的描寫，像贊的字也都照樣寫下來，除了一些楷書的曾由表兄延孫幫寫過幾張，此外全數是由他一個人包辦的。
這個模寫本不記得花了多少時光，總數約有一百頁吧，一天畫一頁恐怕是不大夠的。
我們可以說，魯迅在皇甫莊的這個時期，他的精神都用在這件工作上，後來訂成一冊，帶回家去，一二年後因為有同學見了喜歡，魯迅便出讓給他了。
延孫那裡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小本兩冊，原書系日本岡元鳳所作，引用《詩經》裡的句子，将草木蟲魚分别的繪圖列說，中國同時有徐鼎的品物圖說，卻不及這書的畫得精美。
這也給了魯迅一個刺激，引起買書的興趣來。
現在這種石印本是買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卻還可以看到。
六 買新書
魯迅在三味書屋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是甲午至丙申（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這一段落，這裡所說差不多也是同一時期，不過環境不同而已。前者是在書房裡，後者則是伯宜公病中，魯迅奔走于當鋪和藥店之間，所以定了這樣一個題目。
伯宜公生病前後經過三個年頭，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
他從什麼時候病起，很難一句話斷定，但略有年月事實可以稽考，因為甲午中國在朝鮮戰敗，伯宜公在大廳前同人談論，表示憂慮，我記得很明白，可見那時還未卧病。
其次是嫁在東關金家的小姑母于是年十月去世，伯宜公還去吊喪，而且親自為穿着殓衣，更可知是健康的了。
推測起來發病的時候當在冬季，他突然吐血，一般說是肺癰，即是現今所謂肺結核，後來雙腳發腫，逐漸脹至肚腹，醫生又認為臌脹，在肺癰與臌脹兩樣治療之下拖了兩年，終于不治。
這中間也可以分出個段落來，大抵病初發時一時緊張，後來慢慢安定下來，雖然病勢實是有進無退，總還暫時保持一個小康，到了進入丙申末一年，則是情勢日益緊迫了。
根據這個看法，可以對于三味書屋一節略作補充說明，即是那裡所說多是甲午乙未的事，而這裡則是以丙申為主，所以兩者時期雖有重複，但這樣看去又是顯有區分了。
魯迅回家後所買第一部新書，大概是也應當是那兩冊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
明白記得那書價是銀洋兩角，因為買的不是一次，掉換也有好幾次。
不知為什麼那麼的看重此書，買來後必要仔細檢查，如果發見哪裡有什麼墨污，或者哪一頁訂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趕去掉換。
有時候在沒有查出缺點之前，變動了一點，有如改換封面之類，那就不能退換了，隻得折價賣給某一同學，再貼了錢去另買新書。
因為去的回數多了，對于書坊夥計那麼丁甯妥貼的用破毛邊紙包書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學得了他們的方法，以後在包書和訂書的技術方面都有一點特長，為一般讀書人所不及。
後來所買的同類書籍中記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