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青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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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将圖》，隻可惜與《百美新詠》同樣的顯得單調，《二十四孝圖》則因為向來讨厭它，沒有收集，直到後來要研究它，這才買到了什麼《百孝圖》等。
上邊忘記說，家裡原有藏書中間有一部任渭長畫的《於越先賢像傳》和劍俠傳圖，在小時候也覺得它畫得别緻，很是愛好。
這之後轉入各種石印畫譜，但是這裡要說的先是一冊木刻的，名叫“海仙畫譜”，又稱“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這書是日本刻印的。
内容隻是十八圖，用了各種衣褶的描法如柳葉描棗核描等，畫出狀如羅漢的若幹模型來。
當時為什麼要買這冊畫譜，這理由完全記不得了，但是記得這一件附帶的事情，便是此書的價錢是一百五十文，由我們兩人和小兄弟松壽各出五十文錢，算作三人合買的。
在那時節拿出兩角錢去買過名物圖考，為什麼這一百五十文要三個人來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動議，願意加入合作的吧。
可是後來不知是因為書沒有意思，還是不能随意取閱的緣故呢，他感覺不滿意，去對父親“告訴”了。
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鴉片煙，便叫拿書來看，魯迅當初頗有點兒惶恐，因為以前買書都是瞞着大人們的。
伯宜公對于小孩卻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閱了一遍，并不說什麼話，仍舊還了我們了。
魯迅剛讀過《詩經》，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給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個時候便給小兄弟起了一個綽号，便是“讒人”。
但是小兄弟既然還未讀書，也不明白它的意義，不久也就忘了。
那本畫譜魯迅主張單給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買了一本來收着，同一《海仙畫譜》所以有兩本的原因就是為此。
魯迅從仙台退學，長與醫學告辭了，可是對于藤野先生的好意卻總是不能忘記，不但在他書房裡一直挂着背後題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而且還在十多年後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收在《朝花夕拾》裡邊。
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的時候，問他選什麼文章好，回答說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
據說魯迅的意思是，希望借此可以打聽到藤野先生的一點消息。
可是沒有能夠達到這個希望，直到魯迅沒後，才得知藤野那時還是健在，在他的故鄉福井縣鄉下開着診療所，給附近的貧窮老百姓服務。
魯迅的同班生小林茂雄（現在已是醫學博士了）寫信告訴了他魯迅的事情，他的回信裡有這麼一節話：“我在少年時代，曾從來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請教漢文，感覺尊敬中國的聖賢之外，對于那邊的人也非看重不可。
……不問周君是何等樣的人，在那時前後，外國的留學生恰巧隻是周君一人。
因此給幫忙找公寓，下至說話的規則，也盡微力加以協肋，這是事實。
忠君孝親這是本國的特産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鄰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淺鮮，因此對于道德的先進國表示敬意，并不是對于周君個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顧。
”照這信看來，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風的人，自然決不會洩漏試題，而且在小林博士那裡又保留着一九〇五年春季升級考試的分數單，列有魯迅的各項分數，照錄于下： 解剖 五十九分三 組識 七十二分七 生理 六十三分三 倫理 八十三分 德文 六十分 物理 六十分 化學 六十分 魯迅從仙台回到東京，在公寓裡住了些時候，夏天回家去結了婚。
那時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練公所的官費，派往日本留學，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經上海到東京去。
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這四年間，因為我和魯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夠知道，不過說起來也實在不多，因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過的全是潛伏生活，沒有什麼活動可記；雖然這是在作後年文藝活動的準備，意義也很是重大的。
魯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過杭州往南京。
十七日到達，去的目的是進江南水師學堂，四月中考取了試讀生，三個月後正式補了三班，據《朝花夕拾》上所說，每月可得津貼銀二兩，稱曰贍銀。
水師學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畢業，前後分作三段，初步稱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級，由二班以至頭班。
到了頭班，便是老學生老資格，架子很大，對于後輩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擋住去路，絕不客氣了。
學生如此封建氣，總辦和監督自然更甚，魯迅自己說過，在那裡總覺得不大合适，可是無法形容出來，“現在是發見了大緻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
”這烏煙瘴氣的具體事實，并不單是中元給溺死的兩個學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國文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之類，還有些無理性的專制壓迫。
例如我的舊日記裡所有的，一雲駕駛堂學生陳保康因文中有老師一字，意存諷刺，挂牌革除，又雲駕駛堂吳生扣發贍銀，并截止其春間所加給銀一兩，以穿響鞋故，響鞋者上海新出紅皮底圓頭鞋，行走時吱吱有聲，故名。
這兩件雖然都是方碩輔當總辦時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種空氣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
魯迅離開水師學堂，便入陸師，不過并不是正式陸軍學生，實在乃是礦路學堂，附設在陸師學堂裡邊，所以總辦也由陸師的來兼任。
不知道為什麼緣故，陸師學堂的總辦與水師學堂的一樣的是候補道，卻總要強得多。
當初陸師總辦是錢德培，據說是紹興“錢店官”出身，卻是懂得德文，那時辦陸軍是用德國式的，請有德國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
後任是俞明震，在候補道中算是新派，與蒯光典并稱，魯迅文中說他坐馬車中，手裡拿一本《時務報》，所出國文課題自然也是“華盛頓論”而不再是論管仲或漢高祖了。
礦路學堂的功課重在開礦，以鐵路為輔，雖然畫鐵軌斷面圖覺得麻煩，但自然科學一部分初次接觸到，實在是非常新鮮的。
金石學（礦物學）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識别》可用，地學（地質學）卻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學淺說》刻本不容易得的緣故吧，魯迅發揮了他舊日影寫畫譜的本領，非常精密的照樣寫了一部，我在學堂時曾翻讀一遍，對于外行人也給了不少好處。
三年間的關于開礦築路的講義，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龍山煤礦去考察一趟，給予魯迅的利益實在不小，不過這不是技術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外加一點“天演論”，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礎。
那年還有一件事，對于魯迅有很大的影響的，便是家中出了變故，使得小孩們不得不暫時往外婆家去避難。
在要說這事件之先，我們須得先來一講介孚公的事情。
介孚公譜名緻福，後來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歲的時候，中了會試第一百九十九名進士，殿試三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學習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館，奉旨以知縣用，分發四川，選得榮昌縣，因親老告近，改選江西金谿縣。
介孚公的脾氣生來不大好，喜歡罵人，什麼人都看不起，我聽他晚年怒罵，自呆皇帝（清光緒帝）昏太後（西太後）起，直罵到子侄輩。
在他壯年時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補缺，而且官場上也相當有面子。
有這兩種原因，他不但很是風厲，而且也有點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撫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為他所蔑視，終于頂起牛來。
但官職太小究竟抵敵不過，結果被巡撫奏參，奉旨革職改教，即是革掉了知縣，改充教官，那時府學縣學的教授訓導，仿佛是中學校的教員。
他心裡不服，憑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閣中書，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麼升遷。
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來。
那時電報已通，由天津乘輪船，可以直達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兒子伯升回到了家裡。
他這半年在家裡發脾氣，鬧得雞犬不甯，這倒還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卻闖下了滔天大禍，雖是出于意外，可是也與他的脾氣有關的。
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
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于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
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
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
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
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并不是神經病，曆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并不算什麼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
事情弄得不可開交，隻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
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
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内，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醜（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後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正如《河南》上寫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孫竹丹的介紹一樣，譯印《域外小說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個朋友的幫助。
這人叫蔣抑卮，原是秀才，家裡開着綢緞莊，又是銀行家，可是人很開通，他來東京醫病，寄住在我們和許壽裳的寓裡，聽了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話，大為贊成，願意借錢印行。
結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冊，二集五百冊，但是因為收不回本錢來印第三集，于是隻好中止。
同時許壽裳回杭州去，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教員，不久也介紹魯迅前去，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們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說過去了，可是它給與家庭的災禍實在不小，介孚公一人雖然幸得保全，家卻也是破了。
因為這是一個“欽案”，哄動了一時，衙門方面的騷擾由于知縣俞鳳岡的持重，不算厲害，但是人情勢利，親戚本家的嘴臉都顯現出來了。
大人們怕小孩子在這紛亂的環境不合适，乃打發往外婆家去避難，這本來是在安橋頭村，外公晴軒公中舉人後移住皇甫莊，租住範氏房屋，這時便往皇甫莊去了。
魯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處，我在小舅父寄湘那邊，因為年紀尚小，便交給一個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媽媽，大概是她的鄉村名字。
大舅父處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處隻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後樓上玩耍。
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着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裡被人稱作“讨飯”，即是說乞丐。
但是他沒有說明，大家也不曾追問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這說話的究竟是誰。
這個激刺的影響很不輕，後來又加上本家的輕蔑與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與日後離家出外求學的事情也是很有關連的。
現在的青年諸君中間，大概已經有許多人不知道這當鋪是什麼東西的吧，至于曾經進去過的自然更是沒有了。
據說宋朝以來，寺院裡設有“長生質庫”，算是惠民的設備之一，平民臨時需用錢的，可以拿衣物去當抵押品，借出錢來，償還時加上利息，過期不還
上邊忘記說，家裡原有藏書中間有一部任渭長畫的《於越先賢像傳》和劍俠傳圖，在小時候也覺得它畫得别緻，很是愛好。
這之後轉入各種石印畫譜，但是這裡要說的先是一冊木刻的，名叫“海仙畫譜”，又稱“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這書是日本刻印的。
内容隻是十八圖，用了各種衣褶的描法如柳葉描棗核描等，畫出狀如羅漢的若幹模型來。
當時為什麼要買這冊畫譜，這理由完全記不得了，但是記得這一件附帶的事情，便是此書的價錢是一百五十文，由我們兩人和小兄弟松壽各出五十文錢，算作三人合買的。
在那時節拿出兩角錢去買過名物圖考，為什麼這一百五十文要三個人來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動議，願意加入合作的吧。
可是後來不知是因為書沒有意思，還是不能随意取閱的緣故呢，他感覺不滿意，去對父親“告訴”了。
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鴉片煙，便叫拿書來看，魯迅當初頗有點兒惶恐，因為以前買書都是瞞着大人們的。
伯宜公對于小孩卻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閱了一遍，并不說什麼話，仍舊還了我們了。
魯迅剛讀過《詩經》，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給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個時候便給小兄弟起了一個綽号，便是“讒人”。
但是小兄弟既然還未讀書，也不明白它的意義，不久也就忘了。
那本畫譜魯迅主張單給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買了一本來收着，同一《海仙畫譜》所以有兩本的原因就是為此。
魯迅從仙台退學，長與醫學告辭了，可是對于藤野先生的好意卻總是不能忘記，不但在他書房裡一直挂着背後題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而且還在十多年後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收在《朝花夕拾》裡邊。
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的時候，問他選什麼文章好，回答說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
據說魯迅的意思是，希望借此可以打聽到藤野先生的一點消息。
可是沒有能夠達到這個希望，直到魯迅沒後，才得知藤野那時還是健在，在他的故鄉福井縣鄉下開着診療所，給附近的貧窮老百姓服務。
魯迅的同班生小林茂雄（現在已是醫學博士了）寫信告訴了他魯迅的事情，他的回信裡有這麼一節話：“我在少年時代，曾從來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請教漢文，感覺尊敬中國的聖賢之外，對于那邊的人也非看重不可。
……不問周君是何等樣的人，在那時前後，外國的留學生恰巧隻是周君一人。
因此給幫忙找公寓，下至說話的規則，也盡微力加以協肋，這是事實。
忠君孝親這是本國的特産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鄰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淺鮮，因此對于道德的先進國表示敬意，并不是對于周君個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顧。
”照這信看來，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風的人，自然決不會洩漏試題，而且在小林博士那裡又保留着一九〇五年春季升級考試的分數單，列有魯迅的各項分數，照錄于下： 解剖 五十九分三 組識 七十二分七 生理 六十三分三 倫理 八十三分 德文 六十分 物理 六十分 化學 六十分 魯迅從仙台回到東京，在公寓裡住了些時候，夏天回家去結了婚。
那時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練公所的官費，派往日本留學，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經上海到東京去。
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這四年間，因為我和魯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夠知道，不過說起來也實在不多，因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過的全是潛伏生活，沒有什麼活動可記；雖然這是在作後年文藝活動的準備，意義也很是重大的。
魯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過杭州往南京。
十七日到達，去的目的是進江南水師學堂，四月中考取了試讀生，三個月後正式補了三班，據《朝花夕拾》上所說，每月可得津貼銀二兩，稱曰贍銀。
水師學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畢業，前後分作三段，初步稱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級，由二班以至頭班。
到了頭班，便是老學生老資格，架子很大，對于後輩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擋住去路，絕不客氣了。
學生如此封建氣，總辦和監督自然更甚，魯迅自己說過，在那裡總覺得不大合适，可是無法形容出來，“現在是發見了大緻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
”這烏煙瘴氣的具體事實，并不單是中元給溺死的兩個學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國文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之類，還有些無理性的專制壓迫。
例如我的舊日記裡所有的，一雲駕駛堂學生陳保康因文中有老師一字，意存諷刺，挂牌革除，又雲駕駛堂吳生扣發贍銀，并截止其春間所加給銀一兩，以穿響鞋故，響鞋者上海新出紅皮底圓頭鞋，行走時吱吱有聲，故名。
這兩件雖然都是方碩輔當總辦時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種空氣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
魯迅離開水師學堂，便入陸師，不過并不是正式陸軍學生，實在乃是礦路學堂，附設在陸師學堂裡邊，所以總辦也由陸師的來兼任。
不知道為什麼緣故，陸師學堂的總辦與水師學堂的一樣的是候補道，卻總要強得多。
當初陸師總辦是錢德培，據說是紹興“錢店官”出身，卻是懂得德文，那時辦陸軍是用德國式的，請有德國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
後任是俞明震，在候補道中算是新派，與蒯光典并稱，魯迅文中說他坐馬車中，手裡拿一本《時務報》，所出國文課題自然也是“華盛頓論”而不再是論管仲或漢高祖了。
礦路學堂的功課重在開礦，以鐵路為輔，雖然畫鐵軌斷面圖覺得麻煩，但自然科學一部分初次接觸到，實在是非常新鮮的。
金石學（礦物學）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識别》可用，地學（地質學）卻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學淺說》刻本不容易得的緣故吧，魯迅發揮了他舊日影寫畫譜的本領，非常精密的照樣寫了一部，我在學堂時曾翻讀一遍，對于外行人也給了不少好處。
三年間的關于開礦築路的講義，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龍山煤礦去考察一趟，給予魯迅的利益實在不小，不過這不是技術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外加一點“天演論”，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礎。
那年還有一件事，對于魯迅有很大的影響的，便是家中出了變故，使得小孩們不得不暫時往外婆家去避難。
在要說這事件之先，我們須得先來一講介孚公的事情。
介孚公譜名緻福，後來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歲的時候，中了會試第一百九十九名進士，殿試三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學習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館，奉旨以知縣用，分發四川，選得榮昌縣，因親老告近，改選江西金谿縣。
介孚公的脾氣生來不大好，喜歡罵人，什麼人都看不起，我聽他晚年怒罵，自呆皇帝（清光緒帝）昏太後（西太後）起，直罵到子侄輩。
在他壯年時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補缺，而且官場上也相當有面子。
有這兩種原因，他不但很是風厲，而且也有點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撫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為他所蔑視，終于頂起牛來。
但官職太小究竟抵敵不過，結果被巡撫奏參，奉旨革職改教，即是革掉了知縣，改充教官，那時府學縣學的教授訓導，仿佛是中學校的教員。
他心裡不服，憑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閣中書，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麼升遷。
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來。
那時電報已通，由天津乘輪船，可以直達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兒子伯升回到了家裡。
他這半年在家裡發脾氣，鬧得雞犬不甯，這倒還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卻闖下了滔天大禍，雖是出于意外，可是也與他的脾氣有關的。
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
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于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
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
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
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
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并不是神經病，曆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并不算什麼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
事情弄得不可開交，隻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
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
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内，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醜（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後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五 避難
第二件事是編印《域外小說集》，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為這兩小冊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藝部分，隻是時間遲了，可能選擇得比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總是比聽過文字學以前要更進一步了！雖然這部小說集銷路不好，但總之是起了一個頭，刊行《新生》的志願也部分的得以達到了，可以說魯迅的文藝活動第一段已經完成，以後再經幾年潛伏與準備，等候五四以後再開始來作第二段的活動了。正如《河南》上寫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孫竹丹的介紹一樣，譯印《域外小說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個朋友的幫助。
這人叫蔣抑卮，原是秀才，家裡開着綢緞莊，又是銀行家，可是人很開通，他來東京醫病，寄住在我們和許壽裳的寓裡，聽了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話，大為贊成，願意借錢印行。
結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冊，二集五百冊，但是因為收不回本錢來印第三集，于是隻好中止。
同時許壽裳回杭州去，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教員，不久也介紹魯迅前去，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們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說過去了，可是它給與家庭的災禍實在不小，介孚公一人雖然幸得保全，家卻也是破了。
因為這是一個“欽案”，哄動了一時，衙門方面的騷擾由于知縣俞鳳岡的持重，不算厲害，但是人情勢利，親戚本家的嘴臉都顯現出來了。
大人們怕小孩子在這紛亂的環境不合适，乃打發往外婆家去避難，這本來是在安橋頭村，外公晴軒公中舉人後移住皇甫莊，租住範氏房屋，這時便往皇甫莊去了。
魯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處，我在小舅父寄湘那邊，因為年紀尚小，便交給一個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媽媽，大概是她的鄉村名字。
大舅父處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處隻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後樓上玩耍。
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着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裡被人稱作“讨飯”，即是說乞丐。
但是他沒有說明，大家也不曾追問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這說話的究竟是誰。
這個激刺的影響很不輕，後來又加上本家的輕蔑與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與日後離家出外求學的事情也是很有關連的。
現在的青年諸君中間，大概已經有許多人不知道這當鋪是什麼東西的吧，至于曾經進去過的自然更是沒有了。
據說宋朝以來，寺院裡設有“長生質庫”，算是惠民的設備之一，平民臨時需用錢的，可以拿衣物去當抵押品，借出錢來，償還時加上利息，過期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