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青年時代

一　名字與别号

題目是魯迅的青年時代，但是我還得從他的小時候說起，因為在他生活中間要細分段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為的避免這個困難，我便決定了從頭來說。

    我在這裡所講的都是事實，是我所親自聞見，至今還有點記憶的，這才記錄，若是别人所說，即便是母親的話，也要她直接對我說過，才敢相信。

    隻是事隔多年，至少有五十年的光陰夾在這中間，難免有些記不周全的地方，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魯迅原名周樟壽，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給他所取的。

    他生于前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那時介孚公在北京當“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麼客人來訪，便拿那人的姓來做名字，大概取個吉利的兆頭，因為那些來客反正是什麼官員，即使是窮翰林也罷，總是有功名的。

    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張”什麼，總之魯迅的小名定為阿張，随後再找同音異義的字取作“書名”，乃是樟壽二字，号曰“豫山”，取義于豫章。

    後來魯迅上書房去，同學們取笑他，叫他作“雨傘”，他聽了不喜歡，請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寫作“豫材”，其實是不對的。

     魯迅等人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日本留學，原來目的當然是繼續學開礦去的吧，可是那時官場辦事前後不接頭，學生出去之後就全不管了。

    留學生到了外國，第一要趕學語文，同時還得學習普通科學知識，因為那時還是科舉時代，去留學的人們中間盡有些秀才，做得上好的八股文或策論，至于别的“西學”，全未問津，須得從頭搞起，像魯迅他們在學堂裡學過幾年的人乃是例外，實際上很是吃虧，因為他們不能單獨補習外國語，也得跟着上班，聽講已經學過了的功課。

    魯迅在日本頭兩年便是在東京弘文學院裡，那是普通科，期限二年，畢業後可以升考各專門學校，或是要進國立大學，還得另入高等學校三年，即是大學預科。

    但是留學生中極少去求學問的人，目的大抵隻在仕進，覺得專門學校前後五年，未免太長了，想要有什麼速成的辦法，于是市上應了需要就出現了許多速成班，期限一年兩年，也有隻是六個月的，用翻譯上課，來的人很多，這末一來就把留學界搞得稀糟了。

    一般留學生又覺得五年的期間很短，一會兒就要回去，如果剪了頭發，一時不能留得起來，所以仍多留着辮發，隻把它盤起來，用制帽蓋住。

    有些特别是速成班的先生們，像道士似的梳上一個髻，從帽頂上突出來，樣子很怪，大家給它渾名雲“富士山”，而且有的還從帽沿下拖下好些發縷來，更是難看。

    魯迅當初也是留發的，但是他把“頂搭”留得很小，不多的辮發盤在帽子裡，不露出什麼痕迹。

    及至看見了這些“富士山”的情形，着實生氣，這時從庚子以後養成的民族革命思想也結了實，所以他決心剪去了頭發，從新照了一張脫帽的照相，寄給我看，查舊日記是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間的事。

     魯迅的文藝運動的計劃是在于發刊雜志，這雜志的名稱在從中國回東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寫拉丁文的名字。

    這本是同人雜志，預定寫稿的人除我們自己之外，隻有許壽裳袁文薮二人。

    袁在東京和魯迅談得很好，約定自己往英國讀書，一到就寫文章寄來，魯迅對他期望最大，可是實際上去後連信劄也沒有，不必說稿件了。

    剩下來的隻有三個人，固然湊稿也還可以，重要的卻是想不出印刷費用來，一般官費留學生隻能領到一年四百元的錢，進公立專門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間籌款是不可能的事，何況朋友也就隻有這三個呢？看來這《新生》的實現是一時無望的了，魯迅卻也并不怎麼失望，還是悠然的作他準備的工作，逛書店，收集書報，在公寓裡燈下來閱讀。

    魯迅那時的生活不能說是怎麼緊張，他往德文學校去的時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間小房裡。

    早上起來得很遲，連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隻抽了幾枝紙煙，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飯，下午如沒有客人來，（有些同鄉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閑的。

    ）便出外去看書，到了晚上乃是吸煙用功的時間，總要過了半夜才睡。

    不過在這中間，曾經奮發過兩次，雖是期間不長，于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其一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同了許壽裳陶冶公等六個人去從瑪利亞孔特（亡命的俄國婦女）學習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為每人六元的學費實在有點壓手。

    用過的俄文讀本至今保留着，魯迅的一冊放在“故居”，上邊有他添注的漢字。

    其二是在一九〇八年約同幾個人，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先生講文字學，其時章先生給留學生舉辦“國學講習會”，借用大成中學的講堂，開講《說文》，這回是特别請他在星期日上午單給少數的人另開一班。

    《說文解字》已經講完，民報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這特别班也就無形解散了，時間大概也隻是半年多吧，可是這對于魯迅卻有很大的影響。

    魯迅對于國學本來是有根柢的，他愛楚辭和溫李的詩，六朝的文，現在加上文字學的知識，從根本上認識了漢文，使他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見了外國文學相似，至于促進愛重祖國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種作用了。

     魯迅的别一種差使是跑藥店。

    伯宜公的病請過好些“名醫”診治，終于診斷不出是什麼病症，但總之是極嚴重的。

    家裡知道這一點，因此不敢怠慢，找了紹興城内頂有名的醫生來看，經過姚芝仙何廉臣兩位大夫精心應付了一年多之後，病人終于死了。

    我們也不能專怪那醫不好病的醫生，不過“名醫”的應付欺騙的手段總是值得譴責的。

    魯迅在《朝花夕拾》第七篇《父親的病》中間，對于那些主張“醫者意也”，說“醫生醫得病，醫不得命”的先生們痛加攻擊，很是明白，這裡不必再來複述了。

    那文章裡所舉出來的珍奇的“藥引”，有如“原配蟋蟀一對”啦，“經霜三年的甘蔗”啦，這實在是“賣野人頭”，炫奇騙人，一方面也有意為難，叫人家找不到，好像法術書中教人用癞蝦蟆油或啄木鳥舌頭，缺了不能靈驗，便不是他的責任了。

    水腫即是臌脹，所以服用“敗臌皮丸”，這正是巫師的厭勝的方法，魯迅拿清末的剛毅用“虎神營”去克制洋鬼子相比，這個譬喻雖是有點促狹，可是并非不适合的。

    他在哪一家藥店買的“敗臌皮丸”，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這大概不是常去的頂有名的震元堂，而是醫生所特别指定的，與他有什麼關系的一家藥店吧。

    

一〇　往南京

魯迅的“開蒙”的先生是誰，有點記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輩的玉田或是花塍吧。

    雖然我記得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同了魯迅在花塍那裡讀過書，但是初次上學所謂開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儀式上或者是玉田擔任，後來乃改從花塍讀書的吧。

    這之後還跟子京讀過，也是叔祖輩的一人，這人有點兒神經病，又是文理不通，本來不能當先生，隻因同住在一個院子裡，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請教他。

    這期間不知道有多久，隻是他教了出來許多笑話，終于隻好中止了。

    這事相隔很久，因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記得。

    第一次是給魯迅“對課”，出三字課題雲“父攘羊”，大約魯迅對的不合适，先生為代對雲“叔偷桃”。

    這裡羊桃二字都是平聲，已經不合對課的規格，而且還把東方朔依照俗音寫成“東方叔”，又是一個别字。

    魯迅拿回來給父親看，伯宜公大為發笑，但也就擱下了。

    第二次給講書，乃是《孟子》裡引《公劉》的詩句，到“乃裹餱糧”，他把第三字讀作“猴”字，第二字讀為“咕”，說道：公劉那時那麼的窮困，他連胡狲袋裡的果子也“咕”的擠出來拿了去了！伯宜公聽了也仍然微笑，但從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邊去上學了。

    這個故事有點近于笑話，而且似乎編造得有點牽強，其實如果我不是在場親自聽見，也有這種感覺，可見實人實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時會得比編造的更奇特的。

     魯迅最初志願學醫，治病救人，使國人都具有健全的身體，後來看得光是身體健全沒有用，便進一步的想要去醫治國人的精神，如果這話說得有點唯心的氣味，那末也可以說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思想”吧。

    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藝，主要是翻譯介紹外國的現代作品，來喚醒中國人民，去争取獨立與自由。

    他決定不再正式的進學校了，隻是一心學習外國文，有一個時期曾往“獨逸語學協會”所設立的德文學校去聽講，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購德文的新舊書報，在公寓裡靠了字典自己閱讀。

    本來在東京也有專賣德文的書店，名叫南江堂，丸善書店裡也有德文一部分，不過那些哲學及醫學的書專供大學一部分師生之用，德國古典文學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書方面現成的買得不多，說也奇怪，他學了德文，卻并不買歌德的著作，隻有四本海涅的集子。

    他的德文實在隻是“敲門磚”，拿了這個去敲開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學的門，這在五四運動之後稱為“弱小民族的文學”，在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内容卻是一緻的。

    具體的說來，這是匈牙利，芬蘭，波蘭，保加利亞，波希米亞（德文也稱捷克），塞爾維亞，新希臘，都是在殖民主義下掙紮着的民族，俄國雖是獨立強國，因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發動革命，所以成為重點，預備着力介紹。

    就隻可惜材料很是難得，因為這些作品的英譯本非常稀少，隻有德文還有，在瑞克闌姆小文庫中有不少種，可惜東京書店覺得沒有銷路吧，不把它批發來，魯迅隻好一本本的開了賬，托相識的書商向丸善書店定購，等待兩三個月之後由歐洲遠遠的寄來。

    他又常去看舊書攤，買來德文文學舊雜志，看出版消息，以便從事搜求。

    有一次在攤上用一角錢買得一冊瑞克闌姆文庫小本，他非常高興，像是得着了什麼寶貝似的，這乃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說《絞吏的繩索》，釘書的鐵絲鏽爛了，書頁已散，他卻一直很是寶貴。

    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譯的，菲律賓革命家列劄爾（後被西班牙軍所殺害）的一本小說，原名似是“社會的瘡”，也很珍重，想找英譯來對照翻譯，可是終于未能成功。

     魯迅最初在東京的兩年，以及在仙台的兩年，這四年期間我都在南京，所以他的事情我直接知道的很少，除了他寫信告知的那一點，而那些并不都記入日記裡，所以所存的也不多了。

    但是關于在仙台的這一段落，幸而他在《朝花夕拾》裡寫有一篇《藤野先生》，對于他離開仙台的事情有所說明，我們這裡也就以此為依據。

    魯迅學醫的目的本是為謀國人身體的健康，其往仙台的原因則是讨厭在東京的留學生，可是到了仙台，也仍多有不愉快的事情。

    雖然教員中間有藤野先生的人，熱心照顧，但也引起了同學的妒忌，有檢查講義和寫匿名信的事。

    最重要的是在看日俄戰争的影片，有給俄軍打聽消息的中國人，被日軍查獲處刑，周圍還站着好些中國人在那裡呆看。

    這給予了他一個多麼大的刺激！那影片裡的人，被殺的和看殺人的有着很健康的身體，可是這有什麼用呢？隻有一個好身體，如果缺少了什麼，還是不行。

    他想到這裡，覺得他以前學醫的志願是錯了。

    應該走什麼救國的路才對，那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則是學醫無用，這樣就夠使他決定了離開仙台的醫校了。

     魯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間的事情，據他當時的日記裡說，（這是我看過記得，那日記早已沒有了，）和本家會議本“台門”的事情，曾經受到長輩的無理的欺壓。

    新台門從老台門分出來，本是智仁兩房合住，後來智房派下又分為興立成三小房，仁房分為禮義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

    魯迅系是智興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

    這次會議有些與智興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魯迅說須要請示祖父，不肯簽字，叔祖輩的人便聲色俱厲的強迫他，這字當然仍舊不簽，但給予魯迅的影響很是不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