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次革命的波折與民初山西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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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稅廳時期，廳長為袁永廉〔25〕，我曾記得有一次民政長陳钰不同意他的整個國稅計劃，即欲憤而回京。
我問了他的計劃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占半個太原城。
”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劃，一場風波方告平息。
國稅廳改财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為季祖平。
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公曆1914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緻祭，因為當時财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貴州貴陽人。
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
日本法政大學畢業。
歸國後，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職。
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國稅金廳籌備處處長，印花稅會辦。
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賦稅司司長。
1940年，代理僞“華北政務委員會統稅局”局長。
袁氏為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為直接關系。
這一計劃實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并改各道觀察使為道尹。
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于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别令賦以監督财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
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别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
金永到晉，初任内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實現之。
當時中央為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為七營，繼并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26〕金永：字堅道，浙江杭縣（今馀杭）人。
曾任吉林省雙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
1916年7月被閻錫山驅走。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制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制，無論中央與地方将領，均授以将軍或上将軍官職。
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并分左右将軍。
中央将領“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為“建威上将軍”，蔡锷為“昭威将軍”是。
地方将領“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為“同武将軍督理山西軍務”。
山東都督則改為“泰武将軍督理山東軍務”，其它各省亦然。
我的同武将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将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
為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将來要讓山西将軍移節大同，山東将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
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将軍府，為軍事将領之大本營。
名義上各省将軍之本職亦皆在将軍府，督理某省軍務隻是一種兼職，袁氏于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阃寄，入則總師屯”的話。
其所以改行這一制度，就是要逐漸的将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
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曆有年所。
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
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
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拟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幹涉，進而于十一月八日經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
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為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專制之時，而亡于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沖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為其後援。
否則侵略者将得隴望蜀，内蒙亦恐繼入俄手。
特于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準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占據内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
這一電報中，特别說明：“蒙疆系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
内蒙既固，則兵力财力胥為我有，俄雖狡猾，然為我國兵力所及地，當亦無詞以難。
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
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将知難而退。
”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征蒙之策，隻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内犯，晉軍駐包頭之劉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
我以北門鎖鑰，關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
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鎮不可無人為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
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将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27〕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為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
一直延至熊希齡〔28〕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内閣”，孫寶琦〔29〕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隻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27〕陸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
辛亥革命前，曆任荷蘭、俄國公使。
1912年2月，改任俄國臨時外交代表。
旋改任外交總長、國委院總理。
1913年4月，與俄使議定關于大蒙古問題的協定，因被參院否決，退出内閣，改任袁世凱顧問。
之後仍任外長，和次長曹汝霖與日使談叛簽訂“二十一條約”。
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為首席代表。
1927年後，淡出外交領域。
〔28〕熊希齡（1867—1937）：字秉三，湖南
我問了他的計劃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占半個太原城。
”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劃，一場風波方告平息。
國稅廳改财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為季祖平。
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公曆1914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緻祭，因為當時财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貴州貴陽人。
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
日本法政大學畢業。
歸國後，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職。
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國稅金廳籌備處處長，印花稅會辦。
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賦稅司司長。
1940年，代理僞“華北政務委員會統稅局”局長。
袁氏為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為直接關系。
這一計劃實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并改各道觀察使為道尹。
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于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别令賦以監督财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
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别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
金永到晉，初任内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實現之。
當時中央為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為七營，繼并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26〕金永：字堅道，浙江杭縣（今馀杭）人。
曾任吉林省雙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
1916年7月被閻錫山驅走。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制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制，無論中央與地方将領，均授以将軍或上将軍官職。
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并分左右将軍。
中央将領“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為“建威上将軍”，蔡锷為“昭威将軍”是。
地方将領“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為“同武将軍督理山西軍務”。
山東都督則改為“泰武将軍督理山東軍務”，其它各省亦然。
我的同武将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将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
為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将來要讓山西将軍移節大同，山東将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
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将軍府，為軍事将領之大本營。
名義上各省将軍之本職亦皆在将軍府，督理某省軍務隻是一種兼職，袁氏于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阃寄，入則總師屯”的話。
其所以改行這一制度，就是要逐漸的将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
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曆有年所。
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
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
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拟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幹涉，進而于十一月八日經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
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為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專制之時，而亡于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沖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為其後援。
否則侵略者将得隴望蜀，内蒙亦恐繼入俄手。
特于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準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占據内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
這一電報中，特别說明：“蒙疆系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
内蒙既固，則兵力财力胥為我有，俄雖狡猾，然為我國兵力所及地，當亦無詞以難。
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
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将知難而退。
”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征蒙之策，隻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内犯，晉軍駐包頭之劉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
我以北門鎖鑰，關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
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鎮不可無人為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
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将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27〕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為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
一直延至熊希齡〔28〕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内閣”，孫寶琦〔29〕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隻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27〕陸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
辛亥革命前，曆任荷蘭、俄國公使。
1912年2月，改任俄國臨時外交代表。
旋改任外交總長、國委院總理。
1913年4月，與俄使議定關于大蒙古問題的協定，因被參院否決，退出内閣，改任袁世凱顧問。
之後仍任外長，和次長曹汝霖與日使談叛簽訂“二十一條約”。
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為首席代表。
1927年後，淡出外交領域。
〔28〕熊希齡（1867—1937）：字秉三，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