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次革命的波折與民初山西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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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人。
1892年壬辰科進士。
1898年8月赴京參加變法活動，奏請在湖南辦學會，創《湘報》。
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1911年任東三省屯墾局會辦及奉天造印廠總辦。
武昌起義後，任江蘇财政司司長，并與張謇組織統一黨，任理事。
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總長。
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國務總理。
1917年後，主要從事水利、赈災等事業。
〔29〕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縣（今屬馀杭）人。
以父蔭任戶部主事，後為聶士成邀，辦開平武備學堂。
1900年，随光緒帝至西安避難，内值軍機處。
旋出使法國、德國。
1911年任山東巡撫。
1913年9月，任外交總長。
1914年2月，兼代國務總理。
1924年再任内閣總理。
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
各省都督（後為将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隻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
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為渙散。
中山先生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設總部于東京，并分遣同志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
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志力保他們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志，我決加意保護。
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聯系。
三年七月歐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
日本乘間攻占青島，進兵山東，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條件。
舉國聞之，鹹表憤慨。
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之後，袁總統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與日本正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條約。
本來日本久已蓄意侵華，我在日本留學時，日本小學中即以“我ガ滿洲”教其學生。
民國建立以來，欺侮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更以日俄英三國為首，日俄兩國暗訂秘密協定，劃分日本之勢力範圍為内蒙與南滿，俄國之勢力範圍為外蒙與北滿，英國對此亦予承認，以換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動之密契。
這種種侵略行為的加諸中國，一言以蔽之，乃國人勇于對内，不圖自強，有以使然。
“弱國無外交”，實在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應袁總統之召赴京述職，此時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不久之時，我見總統秘書長梁士诒〔30〕時，梁對我說：“總統準備三年後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質夫〔31〕（唐在禮字）主軍事。
”我複詢諸唐，一如梁言。
我對梁、唐都說：“兄等應該勸阻，不可将總統促居爐火。
”他們雖同情我的看法，但他們以為内裡的人不好說話，最好由外邊的人說。
我當時并不是不同意抗禦外侮，認為打日本須有能打勝的力量，否則輕言實足以招損。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廣東三水人。
1894年甲午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1903年任北洋編書局總辦。
1907年任鐵路總局局長。
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郵傳部副大臣，署理大臣。
次年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
1915年請願實行帝制。
1916年7月被列名禍首，避走香港。
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
1928再被國民政府通緝，旋往香港。
〔31〕唐質夫（1880—1964）：字在禮，上海人。
一作字“執”夫，名在禮。
1901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
回國後任庫倫兵庫籌備處總辦。
1912年後任總理機要處長等。
1951年，任上海文史館館員。
我見袁總統時，曾特地向他陳述：“我們應以備戰而止戰，以強兵而睦鄰，萬一因國家權利不得已而決裂，須切實有戰勝他國之把握。
戰勝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質與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戰勝權十分之三，後者可操勝權十分之七。
”所謂完全之物質，極重要者厥為二事：一為軍械制造之進步，一為征兵制度之實行。
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陸諸國容有征兵而不強之國，斷無不征兵而能強之國，蓋非此不足明養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緩，惟此為急。
至實行手續則不妨漸進，且不難在軍政機關之舉措，而難在民政機關之籌備。
民政籌備必須配合國民教育之普及，國民實業之發達，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實行，官吏職任之專一等。
所謂良好之精神，就是要養成最後五分鐘之精神。
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勞之體力與舍生就義之心理合組而成。
此二者之鍛煉在軍中，其所以能受此鍛煉之素養，則在民政。
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國民武德教育，一在社會尊軍風尚。
精神物質，兼營并進，軍力方可日強，國力方可日固，無論攻守，始能操必勝之左券。
他聽了之後，囑我寫一文件提出。
我回晉後即本我的主張寫了一個軍事問答，送呈采擇。
我此次晉京見袁為第三次。
在我第一次晉京見袁時，他一見面就把我想要對他說的話他先說了，然後問我還有什麼話，使人再無可言。
他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為使人佩服他處事的才智，實則被見的人會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謀國的誠意。
我辭出之後，谷如墉、賈書堂等幾位老先生問我對袁的印象如何？我說：“英雄有馀，治國不足。
”後來聽到有人說，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裝内外各方重要資料，對谒他的文武大員，在見面以前，就會從這些資料中預猜要說什麼話。
由我的親身體驗中，這話亦不無可信之處。
民初，山西有一個大國民日報，有一天的社論為《袁世凱閻錫山厥罪維均》。
不幾天接到北京總統府秘書長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說：“奉谕着将山西《大國民日報》查封。
”我答覆他說：“此報日日罵我，今更以大總統與我并罵。
如僅罵大總統，我當遵命查封。
我少年當政，此報不斷罵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滿清有功人員，蓋不少有功人員不免因恃功而驕，不守秩序，武斷鄉曲，若無此報，彼等更無忌憚，請轉禀大總統鑒諒！”
1892年壬辰科進士。
1898年8月赴京參加變法活動，奏請在湖南辦學會，創《湘報》。
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1911年任東三省屯墾局會辦及奉天造印廠總辦。
武昌起義後，任江蘇财政司司長，并與張謇組織統一黨，任理事。
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總長。
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國務總理。
1917年後，主要從事水利、赈災等事業。
〔29〕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縣（今屬馀杭）人。
以父蔭任戶部主事，後為聶士成邀，辦開平武備學堂。
1900年，随光緒帝至西安避難，内值軍機處。
旋出使法國、德國。
1911年任山東巡撫。
1913年9月，任外交總長。
1914年2月，兼代國務總理。
1924年再任内閣總理。
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
各省都督（後為将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隻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
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為渙散。
中山先生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設總部于東京，并分遣同志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
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志力保他們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志，我決加意保護。
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聯系。
三年七月歐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
日本乘間攻占青島，進兵山東，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條件。
舉國聞之，鹹表憤慨。
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之後，袁總統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與日本正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條約。
本來日本久已蓄意侵華，我在日本留學時，日本小學中即以“我ガ滿洲”教其學生。
民國建立以來，欺侮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更以日俄英三國為首，日俄兩國暗訂秘密協定，劃分日本之勢力範圍為内蒙與南滿，俄國之勢力範圍為外蒙與北滿，英國對此亦予承認，以換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動之密契。
這種種侵略行為的加諸中國，一言以蔽之，乃國人勇于對内，不圖自強，有以使然。
“弱國無外交”，實在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應袁總統之召赴京述職，此時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不久之時，我見總統秘書長梁士诒〔30〕時，梁對我說：“總統準備三年後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質夫〔31〕（唐在禮字）主軍事。
”我複詢諸唐，一如梁言。
我對梁、唐都說：“兄等應該勸阻，不可将總統促居爐火。
”他們雖同情我的看法，但他們以為内裡的人不好說話，最好由外邊的人說。
我當時并不是不同意抗禦外侮，認為打日本須有能打勝的力量，否則輕言實足以招損。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廣東三水人。
1894年甲午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1903年任北洋編書局總辦。
1907年任鐵路總局局長。
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郵傳部副大臣，署理大臣。
次年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
1915年請願實行帝制。
1916年7月被列名禍首，避走香港。
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
1928再被國民政府通緝，旋往香港。
〔31〕唐質夫（1880—1964）：字在禮，上海人。
一作字“執”夫，名在禮。
1901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
回國後任庫倫兵庫籌備處總辦。
1912年後任總理機要處長等。
1951年，任上海文史館館員。
我見袁總統時，曾特地向他陳述：“我們應以備戰而止戰，以強兵而睦鄰，萬一因國家權利不得已而決裂，須切實有戰勝他國之把握。
戰勝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質與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戰勝權十分之三，後者可操勝權十分之七。
”所謂完全之物質，極重要者厥為二事：一為軍械制造之進步，一為征兵制度之實行。
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陸諸國容有征兵而不強之國，斷無不征兵而能強之國，蓋非此不足明養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緩，惟此為急。
至實行手續則不妨漸進，且不難在軍政機關之舉措，而難在民政機關之籌備。
民政籌備必須配合國民教育之普及，國民實業之發達，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實行，官吏職任之專一等。
所謂良好之精神，就是要養成最後五分鐘之精神。
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勞之體力與舍生就義之心理合組而成。
此二者之鍛煉在軍中，其所以能受此鍛煉之素養，則在民政。
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國民武德教育，一在社會尊軍風尚。
精神物質，兼營并進，軍力方可日強，國力方可日固，無論攻守，始能操必勝之左券。
他聽了之後，囑我寫一文件提出。
我回晉後即本我的主張寫了一個軍事問答，送呈采擇。
我此次晉京見袁為第三次。
在我第一次晉京見袁時，他一見面就把我想要對他說的話他先說了，然後問我還有什麼話，使人再無可言。
他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為使人佩服他處事的才智，實則被見的人會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謀國的誠意。
我辭出之後，谷如墉、賈書堂等幾位老先生問我對袁的印象如何？我說：“英雄有馀，治國不足。
”後來聽到有人說，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裝内外各方重要資料，對谒他的文武大員，在見面以前，就會從這些資料中預猜要說什麼話。
由我的親身體驗中，這話亦不無可信之處。
民初，山西有一個大國民日報，有一天的社論為《袁世凱閻錫山厥罪維均》。
不幾天接到北京總統府秘書長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說：“奉谕着将山西《大國民日報》查封。
”我答覆他說：“此報日日罵我，今更以大總統與我并罵。
如僅罵大總統，我當遵命查封。
我少年當政，此報不斷罵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滿清有功人員，蓋不少有功人員不免因恃功而驕，不守秩序，武斷鄉曲，若無此報，彼等更無忌憚，請轉禀大總統鑒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