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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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原其故，則又由于《靖海志》以《見聞錄》為藍本而正其謬誤，但又未能盡正其謬，遂緻自相矛盾也。
又按兩書所載月日、人名、地名，頗多參差；若以《從征實錄》校之，則《志》所載者十九與《實錄》合（參閱兩書合校記），尤足證《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者也。
綜上所述，似可判定兩書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點在。
蓋《見聞錄》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稱琅曰《施将軍》，作者口吻頗與前文不相類。
尤可異者，是書于癸亥六月條下記施琅率“諸将進攻澎湖，劉國軒禦之；（清）提标藍理等深入鏖戰，海船齊出，已合圍，施将軍恐有失，急以坐駕沖入，内外合攻，敵小卻，将軍遂同七船随流而出。
” 此所謂《敵》者，乃指海兵而言。
此段文字亦與《靖海志》大緻相同。
《志》稱海兵曰《敵》不足異；原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稱海兵曰《敵》，則大可異矣！豈《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為《見聞錄》欤？ 按黃典權君所作鄭成功史料專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廈淪陷後即離開鄭氏抗清陣營，故其《見聞錄》于嗣後台灣事之記載頗多缺略。
又據周凱《廈門志》引阮氏《擊築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閩，旋又入都，戊申（七年）複自燕走豫；蓋阮氏于脫離鄭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間也。
且據陳俞侯所作阮氏《夕陽寮集》序文，知其與施琅有舊誼。
故黃君以為《見聞錄》記清師攻台之資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緻。
果爾，則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亂其例矣！ 《見聞錄》在清代并未刊行。
民初，商務印書館始自金山錢選之假得抄本，錄副付印，列為《痛史》第十四種。
《台灣文獻叢刊》中之《海上見聞錄》即據《痛史》本标點排印。
惟其書訛誤頗多，當時以無别本可校，隻得姑仍其舊。
茲幸獲見中央圖書館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錄副，标點印行。
因此書與《見聞錄》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記》附于本書之後，以正前刊《見聞錄》之失。
又《靖海志》抄本末頁殘缺數行，即以《見聞錄》之文補之。
《靖海志》首數頁之文字多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一篇相同又俞正變《癸已類藁》中有記荷蘭人據台灣事一則，黃宗羲《行朝錄》中有記周鶴芝、馮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則，并列為本書附錄，以便參閱。
（百吉）
又按兩書所載月日、人名、地名，頗多參差；若以《從征實錄》校之，則《志》所載者十九與《實錄》合（參閱兩書合校記），尤足證《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者也。
綜上所述，似可判定兩書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點在。
蓋《見聞錄》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稱琅曰《施将軍》，作者口吻頗與前文不相類。
尤可異者，是書于癸亥六月條下記施琅率“諸将進攻澎湖，劉國軒禦之；（清）提标藍理等深入鏖戰，海船齊出，已合圍，施将軍恐有失，急以坐駕沖入，内外合攻，敵小卻，将軍遂同七船随流而出。
” 此所謂《敵》者，乃指海兵而言。
此段文字亦與《靖海志》大緻相同。
《志》稱海兵曰《敵》不足異；原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稱海兵曰《敵》，則大可異矣！豈《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為《見聞錄》欤？ 按黃典權君所作鄭成功史料專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廈淪陷後即離開鄭氏抗清陣營，故其《見聞錄》于嗣後台灣事之記載頗多缺略。
又據周凱《廈門志》引阮氏《擊築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閩，旋又入都，戊申（七年）複自燕走豫；蓋阮氏于脫離鄭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間也。
且據陳俞侯所作阮氏《夕陽寮集》序文，知其與施琅有舊誼。
故黃君以為《見聞錄》記清師攻台之資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緻。
果爾，則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亂其例矣！ 《見聞錄》在清代并未刊行。
民初，商務印書館始自金山錢選之假得抄本，錄副付印，列為《痛史》第十四種。
《台灣文獻叢刊》中之《海上見聞錄》即據《痛史》本标點排印。
惟其書訛誤頗多，當時以無别本可校，隻得姑仍其舊。
茲幸獲見中央圖書館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錄副，标點印行。
因此書與《見聞錄》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記》附于本書之後，以正前刊《見聞錄》之失。
又《靖海志》抄本末頁殘缺數行，即以《見聞錄》之文補之。
《靖海志》首數頁之文字多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一篇相同又俞正變《癸已類藁》中有記荷蘭人據台灣事一則，黃宗羲《行朝錄》中有記周鶴芝、馮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則，并列為本書附錄，以便參閱。
（百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