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僞滿十四年 六 幻想的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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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别是加緊了全面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

    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制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制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軍政府”等等僞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對國人頒布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

    這樣,日本在關内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隻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

    我在前面說過,這正是關内關外複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

    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于關内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于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

    例如改帝制,這個措施不僅使複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财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谷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

    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面的叙述,隻把我恢複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制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複清朝,在“登極”時不準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于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

    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淩升事件”。

     淩升是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原為張作霖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署顧問。

    他是在旅順的“請願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國元勳”之内。

    事件發生時他是僞滿興安省省長。

    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關東軍的拘捕。

    拘捕的原因,據關東軍派來的吉岡安直說,他有反滿抗日活動,但是據佟濟煦聽來的消息,卻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長聯席會上發過牢一騷一,以緻惹惱了日本人。

    據說他在這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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