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動 六 鄭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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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
他常說：“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産，共産則必然亡于共管。
”他把北伐戰争是看做要實行“共産”的。
這次革命戰争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
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曆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
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隻有日本人，辛亥後，他把複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
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
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
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複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
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關于“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
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劄記，同時還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
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
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内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幹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
其唯一方法，隻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内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
他常說：“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産，共産則必然亡于共管。
”他把北伐戰争是看做要實行“共産”的。
這次革命戰争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
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曆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
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隻有日本人，辛亥後，他把複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
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
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
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複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
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關于“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
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劄記，同時還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
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
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内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幹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
其唯一方法，隻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