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動 六 鄭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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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

    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

    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系也相當融洽。

    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兒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

    後來他與我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随和我。

    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着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

    ”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隻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裡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

    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辄聲淚俱下。

    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将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秃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

    在康有為賜谥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谥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這麼一句:“戊戌之獄,将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

    ”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複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

    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的。

     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

    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着關東軍的策劃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

    這除了由于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并不把日本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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