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例存疑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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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律之五賊盜中之三
盜馬牛畜産
盜田野谷麥
盜馬牛畜産：
凡盜民間馬、牛、驢、騾、豬、羊、鶏、犬、鵝、鴨者，并計（所値之）贓以竊盜論。
若盜官畜産者，以常人盜官物論。
○若盜馬、牛（兼官、私言）而殺者，（不計贓，即）杖一百、徒三年。
驢、騾，杖七十、徒一年半。
若計贓（并從已殺計贓，）重于（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盜（竊盜、常人盜）罪一等。
此仍明律，其小注系順治三年采《箋釋》語添入。
條例 盜馬牛畜産一，凡盜禦用郭什哈馬者，首犯拟絞立決，從犯拟絞監候。
（不論已宰、未宰，均照此例辦理。
）盜多羅馬者，枷号六個月，發邊遠充軍。
盜驽馬者，枷号三個月，發近邊充軍。
牧馬官兵盜賣者罪同。
此條原奉谕旨并無匹數，亦無監守、常人之分，上層有首從，下二層并無首從。
盜馬牛畜産一，将自己及他人騎操官馬盜賣者，枷号一個月發落。
盜至三匹以上及再犯者，不拘匹數，倶免枷号，發附近地方各充軍。
五匹以上者，發邊遠充軍。
若養馬人戸盜賣官馬至三匹以上者，亦問發附近充軍。
此二例本系一條，系前明問刑條例。
雍正三年修改，嘉慶十八年遵旨改定，分為二條。
謹按。
盜竊禦馬，舊例本系軍罪，行之已數百年矣。
嘉慶十八年，刑部請将盜竊郭什哈馬増入盜内府财物條例内，與乘輿服禦物一并照例不分首從，拟斬立決，蓋謂禦馬即系服禦物也。
欽奉谕旨，郭什哈馬預備上乘，究系馬匹，與乘輿服物不同。
将首犯改拟絞決，原因部議過重，故略示區别也。
平情而論，禦馬既與乘輿服物不同，定為絞決，似嫌太嚴。
盜乘禦馬，唐律無文。
《三國志》載，呉孫霸子基封呉侯，侍孫亮在内，太平二年，盜乘禦馬，收付獄。
亮問侍中刁元曰，盜乘禦馬，罪雲何。
元對曰，科應死。
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
所引，想系漢法。
然唐律于漢律之過于嚴厲者，倶已改輕，不獨此一條為然也。
盜馬牛畜産一，凡冒領太仆寺官馬至三匹者問罪，于本寺門首枷号一個月，發近邊充罪。
（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不分首從，倶問常人盜官物罪，家長引例，家人不引。
） 此條系前明問刑條例。
小注數語系順治三年添入，乾隆三十二年修改。
《集解》。
家長引例，引枷号一月充軍之例也。
家人不引者，止問常人盜官物罪。
不分首從者，于聽使令家人之中，不分首從也。
謹按。
此條專言太仆寺官馬而未及别處，至不及三匹，如何科罪。
亦未叙明。
査冒領與竊盜相等，有犯，自應照盜官馬例科罪。
此條似應删除。
盜馬牛畜産一，偷盜官馬二匹以下，仍以常人盜官物計贓論。
三匹以上，杖一百、流三千裡。
十匹以上，為首者，拟絞監候。
為從者，發雲、貴、兩廣煙瘴地方充軍。
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從，拟絞監候。
窩主及牧馬人役自行盜賣者，罪亦如之。
此條系康熙三十一年，兵部等衙門議覆直隸總督郭世隆題準定例，雍正三年删改，乾隆五年、五十三年修改，鹹豐二年改定。
謹按。
與上騎操官馬及下察哈爾二條參看。
披甲盜換官馬，見私賣戰馬。
□三匹以上，應否分别首從。
并未叙明，照常人盜律，自應不分首從矣。
□此條偷盜官馬與上條盜賣騎操官馬情事相等，牧馬人役與上條養馬人戸亦屬相同，而軍流罪名互異，且十匹以上生死罪名亦相去懸絶，究竟此例所雲官馬與騎操官馬有何分别。
存以俟參。
再，此處按語聲明，偷竊蒙古四項牲畜，拟絞監候，可知鹹豐三年蒙古例尚未改。
何時改輕，無從考核矣。
盜馬牛畜産一，察哈爾等處牧廠，如有偷賣在官牲畜及宰食，并作為私産者，系官革職，發往黒龍江等處當差。
系牧丁不分首從，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
若至十匹以上者，為首之犯拟絞監候。
為從分贓之犯，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
如至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從，倶絞監候。
知情故買者，系民人，減本犯罪一等。
系蒙古，照蒙古例辦理。
不知者不坐。
此條系嘉慶六年，刑部議準定例，十七年、二十二年修改，鹹豐二年改定。
謹按。
此十匹、二十匹與上條科罪同。
十匹以下不同。
牧丁，即上條之牧馬人役也。
□此條亦系無論監守、常人，一體科罪。
惟十匹以下，并未分别匹數，則僅止偷竊一匹之犯，亦應不分首從拟軍矣，似未平允。
原例偷竊十匹以上，亦系不分首從拟絞監候，鹹豐二年，始査照蒙古偷竊牧畜例文，将為首者拟絞，與上官馬一條亦屬相同。
後蒙古例因何改輕。
究系何時。
均無可考。
盜馬牛畜産一，凡盜牛一隻，枷号一個月、杖八十。
二隻，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
三隻，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按，枷、杖并加。
）四隻，枷号四十日、杖六十、徒一年。
五隻，枷号四十日、杖八十、徒二年。
五隻以上者，枷号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
（按，加徒而不加枷。
）十隻以上，杖一百、流三千裡。
（按，并無枷号。
）二十隻以上，不計贓數多寡，拟絞監候。
其雖在二十隻以下，除計贓輕者，分别枷杖徒流外，如計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仍照律拟絞監候。
盜殺者，枷号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倶照竊盜例刺字。
其窩家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
知情不分贓者，杖一百。
此條系雍正六年，九卿議覆給事中黎緻遠條奏定例。
原載兵律宰殺牛馬條内，與私開圈店等項同條，乾隆五年移入于此，十六年将盜賣字删除。
（按，盜殺者，謂盜牛自行宰殺也。
盜賣者，謂盜牛賣給旁人宰殺者也。
査乾隆元年，議覆四川按察使李如蘭條奏内有雲，或盜牛而自行宰殺，或盜賣與宰殺之人，故初犯即行拟戍等語，本極分明，删去盜賣一層，止存盜殺二字，則專指盜而又殺者言。
其盜牛而未宰殺與宰殺而非自盜者，皆不問軍罪矣。
）三十六年改定。
謹按。
與兵律宰殺馬牛條例參看。
□原例有再犯拟流、累犯拟軍之文，後經删去，以竊盜有三犯計贓科罪之法，自可援引，有再犯亦可計隻拟杖。
第初犯已有枷号，再犯如何加枷号之處，并未叙明。
盜牛，律以竊盜計贓論罪，例則分别隻數多寡定拟，與律稍有不符。
且竊盜贓系以一主為重，此處計隻科罪，自應無論一主、數主，均并計治罪矣。
若計數在十隻以下，而糾竊已經六次，或獨竊已經八次，按凡盜應照積匪拟軍者，反以未及十隻仍拟徒罪，殊覺參差。
□下文蒙古偷竊牲畜，又有一主為重之文，此處若不論是否一主，并計科罪較蒙古偷竊牲畜之案，治罪反重，亦覺參差。
査竊盜以一主為重，并贓論罪，系凡盜治罪之定律，盜牛以隻定罪，系嚴懲盜牛之專條，變計贓之法為計隻，原因牛隻關系耕作，故嚴之也。
若十隻及二十隻上下，必系一主之贓，又系一次偷竊者，方可問拟徒、流、絞罪。
如系各主，即不得概行援引，似非嚴定比例之本意，第例内究未分晰叙明。
蒙古偷竊牲畜，又系以一主為重，罪名出入關系甚巨，未可随意科斷。
再此門條例，指偷竊官馬言者居多，而民間馬匹無文，有犯自應仍依律計贓定罪矣，然牛以隻計而馬不以匹計，已嫌參差，設偷竊一主之物内有牛有馬，轉難科斷。
盜馬牛畜産一，駐劄外邊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審實即在本處正法，其蒙古偷盜官兵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馬匹，仍照舊例行。
此條系雍正十三年定例。
謹按。
此門内惟此條最嚴，是不論匹數多寡，均即正法，未免過重，然亦可見偷竊蒙古牲畜，本較重于内地也。
盜馬牛畜産一，偷竊馬匹案件，除外藩蒙古仍照理藩院蒙古律拟罪外，其察哈爾、蒙古有犯偷竊馬匹之案，審明，如系盜民間馬牛者，依律計贓以竊盜論。
如系盜禦馬及盜太仆寺等處官馬者，亦仍照律例治罪。
此條系乾隆元年，刑部議覆正紅旗察哈爾總管陳泰等，呈賊犯阿畢達等偷馬匹一案，纂為定例。
謹按。
此例與各條重複，似應删除。
□偷竊馬匹，蒙古例較刑律治罪為重，是以纂定此例，以示區别。
後蒙古例文愈改愈寛，而偷竊官馬例文反形過重，殊與此條例意不符。
再盜牛系以隻計，盜馬不以匹計，此例計贓以竊盜論，似不分明。
盜馬牛畜産一，右衛地方八旗官兵所養官馬駝隻被竊，拏獲，除賊犯照偷竊蒙古四項牲畜新例辦理外，其竊盜之家主，無論閑散兵丁，如有知情縱容及分贓情事，依律治罪。
系官員，咨部査議。
此條系乾隆二十五年，刑部拟覆右衛副都統蘇玉條奏定例。
謹按。
例内新字，系指乾隆二十四年定例而言。
其例文系偷竊蒙古四項牲畜十匹以上，為首拟絞監候。
嗣後偷竊蒙古牲畜之例愈改愈寛，若以蒙古後改者為新例，其拟罪反輕于偷竊官馬矣。
盜馬牛畜産一，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案件，倶照盜牛及宰殺例分别治罪，旗人銷除旗檔與民人一例科斷，不準折枷。
此條系乾隆二十七年，盛京刑部侍郎朝铨條奏定例，嘉慶十九年改定。
謹按。
旗人犯竊，竊盜門内已有專條。
偷竊牛馬本門各例，均有明文，有犯自可援引，此例似可删除。
盜馬牛畜産一，蒙古偷竊牲畜之案，如一年内行竊二三次以上，同時并發者，仍照刑律以一主為重，從一科斷，毋庸合計拟罪。
此條系乾隆五十四年，理藩院議覆烏裡雅蘇台将軍慶桂審奏蒙古賊犯薩都克等，兩次偷竊牛馬十四匹，依刑律從一科斷一案，并五十九年，察哈爾八旗都統官明咨拏獲一年内二次偷馬賊犯孟克等，審拟治罪案内，刑部會同理藩院酌議定例。
原例一蒙古偷竊牲畜賊犯，一年内行竊二次者，倶合計拟罪。
已過一年者，仍從一科斷。
其一年内行竊二次者，内有一次為首，一次為從，或偷竊二次以上，數次為首、數次為從之犯，均以贓多之案為主。
為首各案贓多，将為從之贓并入，以為首論。
為從各案贓多，将為首之贓并入，以為從論。
如首從各案贓數相等者，并計以為首論。
其并計首從各案，贓數至十匹以上，應依為首拟絞者，内有為從之贓，與實犯十匹為首者有間，秋審時應入于緩決。
至三十匹以上，仍不分首從拟絞，入于情實。
（按，重贓并入輕贓，自系古法，輕贓并入重贓，則太過矣。
此條為首之贓，并入為從，似不為苛，為從之贓并入為首，則非古法，宜不旋踵而複改回也。
）嘉慶五年改定。
謹按。
既以匹數分别治罪，既無論數主一主一主，均應并計科罪。
惟既載明以一主為重，自系詳愼刑章之意，第與嚴懲蒙古偷竊牲畜之例意，究有未符。
□竊盜本系計贓科罪，然有以株計者，墳樹是也。
有以隻以匹計者，牛馬等類是也。
後又有以次以人計者，均因計贓治罪嫌于輕縱，是以特立專條，以示從嚴之意。
若仍以一主為重，似非例意。
査唐律亦系一主為重，而贓數、次數多者，則又有累倍之法，最為平允。
明律删去不用，遂緻畸輕畸重，諸多參差。
□此條原定之例雖嚴，然有與古法相符者，且系蒙古，未便以刑例例之也。
後改為一主為重，統計匹數較多，而非一次所竊，均無死罪矣。
盜馬牛畜産一，行圍巡幸地方，如有偷竊馬匹者，不分蒙古、民人，五匹以上拟絞立決。
三匹至四匹者，即發雲、貴、兩廣煙瘴地方。
一二匹者，發湖、廣、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處充軍，倶交驿地當苦差。
為從及知情故買者，系民人減本犯一等。
系蒙古仍照蒙古例辦理。
此條系乾隆二十四年，刑部會同理藩院遵奉上
若盜官畜産者，以常人盜官物論。
○若盜馬、牛（兼官、私言）而殺者，（不計贓，即）杖一百、徒三年。
驢、騾，杖七十、徒一年半。
若計贓（并從已殺計贓，）重于（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盜（竊盜、常人盜）罪一等。
此仍明律，其小注系順治三年采《箋釋》語添入。
條例 盜馬牛畜産一，凡盜禦用郭什哈馬者，首犯拟絞立決，從犯拟絞監候。
（不論已宰、未宰，均照此例辦理。
）盜多羅馬者，枷号六個月，發邊遠充軍。
盜驽馬者，枷号三個月，發近邊充軍。
牧馬官兵盜賣者罪同。
此條原奉谕旨并無匹數，亦無監守、常人之分，上層有首從，下二層并無首從。
盜馬牛畜産一，将自己及他人騎操官馬盜賣者，枷号一個月發落。
盜至三匹以上及再犯者，不拘匹數，倶免枷号，發附近地方各充軍。
五匹以上者，發邊遠充軍。
若養馬人戸盜賣官馬至三匹以上者，亦問發附近充軍。
此二例本系一條，系前明問刑條例。
雍正三年修改，嘉慶十八年遵旨改定，分為二條。
謹按。
盜竊禦馬，舊例本系軍罪，行之已數百年矣。
嘉慶十八年，刑部請将盜竊郭什哈馬増入盜内府财物條例内，與乘輿服禦物一并照例不分首從，拟斬立決，蓋謂禦馬即系服禦物也。
欽奉谕旨，郭什哈馬預備上乘，究系馬匹，與乘輿服物不同。
将首犯改拟絞決，原因部議過重，故略示區别也。
平情而論，禦馬既與乘輿服物不同，定為絞決，似嫌太嚴。
盜乘禦馬，唐律無文。
《三國志》載，呉孫霸子基封呉侯，侍孫亮在内，太平二年，盜乘禦馬，收付獄。
亮問侍中刁元曰，盜乘禦馬，罪雲何。
元對曰，科應死。
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
所引，想系漢法。
然唐律于漢律之過于嚴厲者，倶已改輕，不獨此一條為然也。
盜馬牛畜産一，凡冒領太仆寺官馬至三匹者問罪，于本寺門首枷号一個月，發近邊充罪。
（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不分首從，倶問常人盜官物罪，家長引例，家人不引。
） 此條系前明問刑條例。
小注數語系順治三年添入，乾隆三十二年修改。
《集解》。
家長引例，引枷号一月充軍之例也。
家人不引者，止問常人盜官物罪。
不分首從者，于聽使令家人之中，不分首從也。
謹按。
此條專言太仆寺官馬而未及别處，至不及三匹，如何科罪。
亦未叙明。
査冒領與竊盜相等，有犯，自應照盜官馬例科罪。
此條似應删除。
盜馬牛畜産一，偷盜官馬二匹以下，仍以常人盜官物計贓論。
三匹以上，杖一百、流三千裡。
十匹以上，為首者，拟絞監候。
為從者，發雲、貴、兩廣煙瘴地方充軍。
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從，拟絞監候。
窩主及牧馬人役自行盜賣者，罪亦如之。
此條系康熙三十一年，兵部等衙門議覆直隸總督郭世隆題準定例，雍正三年删改，乾隆五年、五十三年修改，鹹豐二年改定。
謹按。
與上騎操官馬及下察哈爾二條參看。
披甲盜換官馬，見私賣戰馬。
□三匹以上，應否分别首從。
并未叙明，照常人盜律，自應不分首從矣。
□此條偷盜官馬與上條盜賣騎操官馬情事相等，牧馬人役與上條養馬人戸亦屬相同，而軍流罪名互異，且十匹以上生死罪名亦相去懸絶，究竟此例所雲官馬與騎操官馬有何分别。
存以俟參。
再，此處按語聲明，偷竊蒙古四項牲畜，拟絞監候，可知鹹豐三年蒙古例尚未改。
何時改輕，無從考核矣。
盜馬牛畜産一，察哈爾等處牧廠，如有偷賣在官牲畜及宰食，并作為私産者，系官革職，發往黒龍江等處當差。
系牧丁不分首從，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
若至十匹以上者，為首之犯拟絞監候。
為從分贓之犯，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
如至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從，倶絞監候。
知情故買者，系民人，減本犯罪一等。
系蒙古，照蒙古例辦理。
不知者不坐。
此條系嘉慶六年，刑部議準定例，十七年、二十二年修改，鹹豐二年改定。
謹按。
此十匹、二十匹與上條科罪同。
十匹以下不同。
牧丁，即上條之牧馬人役也。
□此條亦系無論監守、常人，一體科罪。
惟十匹以下，并未分别匹數，則僅止偷竊一匹之犯，亦應不分首從拟軍矣，似未平允。
原例偷竊十匹以上，亦系不分首從拟絞監候，鹹豐二年，始査照蒙古偷竊牧畜例文，将為首者拟絞，與上官馬一條亦屬相同。
後蒙古例因何改輕。
究系何時。
均無可考。
盜馬牛畜産一，凡盜牛一隻，枷号一個月、杖八十。
二隻，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
三隻，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按，枷、杖并加。
）四隻，枷号四十日、杖六十、徒一年。
五隻，枷号四十日、杖八十、徒二年。
五隻以上者，枷号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
（按，加徒而不加枷。
）十隻以上，杖一百、流三千裡。
（按，并無枷号。
）二十隻以上，不計贓數多寡，拟絞監候。
其雖在二十隻以下，除計贓輕者，分别枷杖徒流外，如計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仍照律拟絞監候。
盜殺者，枷号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倶照竊盜例刺字。
其窩家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
知情不分贓者，杖一百。
此條系雍正六年，九卿議覆給事中黎緻遠條奏定例。
原載兵律宰殺牛馬條内，與私開圈店等項同條，乾隆五年移入于此，十六年将盜賣字删除。
（按，盜殺者，謂盜牛自行宰殺也。
盜賣者，謂盜牛賣給旁人宰殺者也。
査乾隆元年，議覆四川按察使李如蘭條奏内有雲，或盜牛而自行宰殺，或盜賣與宰殺之人，故初犯即行拟戍等語，本極分明，删去盜賣一層，止存盜殺二字，則專指盜而又殺者言。
其盜牛而未宰殺與宰殺而非自盜者，皆不問軍罪矣。
）三十六年改定。
謹按。
與兵律宰殺馬牛條例參看。
□原例有再犯拟流、累犯拟軍之文，後經删去，以竊盜有三犯計贓科罪之法，自可援引，有再犯亦可計隻拟杖。
第初犯已有枷号，再犯如何加枷号之處，并未叙明。
盜牛，律以竊盜計贓論罪，例則分别隻數多寡定拟，與律稍有不符。
且竊盜贓系以一主為重，此處計隻科罪，自應無論一主、數主，均并計治罪矣。
若計數在十隻以下，而糾竊已經六次，或獨竊已經八次，按凡盜應照積匪拟軍者，反以未及十隻仍拟徒罪，殊覺參差。
□下文蒙古偷竊牲畜，又有一主為重之文，此處若不論是否一主，并計科罪較蒙古偷竊牲畜之案，治罪反重，亦覺參差。
査竊盜以一主為重，并贓論罪，系凡盜治罪之定律，盜牛以隻定罪，系嚴懲盜牛之專條，變計贓之法為計隻，原因牛隻關系耕作，故嚴之也。
若十隻及二十隻上下，必系一主之贓，又系一次偷竊者，方可問拟徒、流、絞罪。
如系各主，即不得概行援引，似非嚴定比例之本意，第例内究未分晰叙明。
蒙古偷竊牲畜，又系以一主為重，罪名出入關系甚巨，未可随意科斷。
再此門條例，指偷竊官馬言者居多，而民間馬匹無文，有犯自應仍依律計贓定罪矣，然牛以隻計而馬不以匹計，已嫌參差，設偷竊一主之物内有牛有馬，轉難科斷。
盜馬牛畜産一，駐劄外邊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審實即在本處正法，其蒙古偷盜官兵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馬匹，仍照舊例行。
此條系雍正十三年定例。
謹按。
此門内惟此條最嚴，是不論匹數多寡，均即正法，未免過重，然亦可見偷竊蒙古牲畜，本較重于内地也。
盜馬牛畜産一，偷竊馬匹案件，除外藩蒙古仍照理藩院蒙古律拟罪外，其察哈爾、蒙古有犯偷竊馬匹之案，審明，如系盜民間馬牛者，依律計贓以竊盜論。
如系盜禦馬及盜太仆寺等處官馬者，亦仍照律例治罪。
此條系乾隆元年，刑部議覆正紅旗察哈爾總管陳泰等，呈賊犯阿畢達等偷馬匹一案，纂為定例。
謹按。
此例與各條重複，似應删除。
□偷竊馬匹，蒙古例較刑律治罪為重，是以纂定此例，以示區别。
後蒙古例文愈改愈寛，而偷竊官馬例文反形過重，殊與此條例意不符。
再盜牛系以隻計，盜馬不以匹計，此例計贓以竊盜論，似不分明。
盜馬牛畜産一，右衛地方八旗官兵所養官馬駝隻被竊，拏獲，除賊犯照偷竊蒙古四項牲畜新例辦理外，其竊盜之家主，無論閑散兵丁，如有知情縱容及分贓情事，依律治罪。
系官員，咨部査議。
此條系乾隆二十五年，刑部拟覆右衛副都統蘇玉條奏定例。
謹按。
例内新字，系指乾隆二十四年定例而言。
其例文系偷竊蒙古四項牲畜十匹以上，為首拟絞監候。
嗣後偷竊蒙古牲畜之例愈改愈寛，若以蒙古後改者為新例，其拟罪反輕于偷竊官馬矣。
盜馬牛畜産一，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案件，倶照盜牛及宰殺例分别治罪，旗人銷除旗檔與民人一例科斷，不準折枷。
此條系乾隆二十七年，盛京刑部侍郎朝铨條奏定例，嘉慶十九年改定。
謹按。
旗人犯竊，竊盜門内已有專條。
偷竊牛馬本門各例，均有明文，有犯自可援引，此例似可删除。
盜馬牛畜産一，蒙古偷竊牲畜之案，如一年内行竊二三次以上，同時并發者，仍照刑律以一主為重，從一科斷，毋庸合計拟罪。
此條系乾隆五十四年，理藩院議覆烏裡雅蘇台将軍慶桂審奏蒙古賊犯薩都克等，兩次偷竊牛馬十四匹，依刑律從一科斷一案，并五十九年，察哈爾八旗都統官明咨拏獲一年内二次偷馬賊犯孟克等，審拟治罪案内，刑部會同理藩院酌議定例。
原例一蒙古偷竊牲畜賊犯，一年内行竊二次者，倶合計拟罪。
已過一年者，仍從一科斷。
其一年内行竊二次者，内有一次為首，一次為從，或偷竊二次以上，數次為首、數次為從之犯，均以贓多之案為主。
為首各案贓多，将為從之贓并入，以為首論。
為從各案贓多，将為首之贓并入，以為從論。
如首從各案贓數相等者，并計以為首論。
其并計首從各案，贓數至十匹以上，應依為首拟絞者，内有為從之贓，與實犯十匹為首者有間，秋審時應入于緩決。
至三十匹以上，仍不分首從拟絞，入于情實。
（按，重贓并入輕贓，自系古法，輕贓并入重贓，則太過矣。
此條為首之贓，并入為從，似不為苛，為從之贓并入為首，則非古法，宜不旋踵而複改回也。
）嘉慶五年改定。
謹按。
既以匹數分别治罪，既無論數主一主一主，均應并計科罪。
惟既載明以一主為重，自系詳愼刑章之意，第與嚴懲蒙古偷竊牲畜之例意，究有未符。
□竊盜本系計贓科罪，然有以株計者，墳樹是也。
有以隻以匹計者，牛馬等類是也。
後又有以次以人計者，均因計贓治罪嫌于輕縱，是以特立專條，以示從嚴之意。
若仍以一主為重，似非例意。
査唐律亦系一主為重，而贓數、次數多者，則又有累倍之法，最為平允。
明律删去不用，遂緻畸輕畸重，諸多參差。
□此條原定之例雖嚴，然有與古法相符者，且系蒙古，未便以刑例例之也。
後改為一主為重，統計匹數較多，而非一次所竊，均無死罪矣。
盜馬牛畜産一，行圍巡幸地方，如有偷竊馬匹者，不分蒙古、民人，五匹以上拟絞立決。
三匹至四匹者，即發雲、貴、兩廣煙瘴地方。
一二匹者，發湖、廣、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處充軍，倶交驿地當苦差。
為從及知情故買者，系民人減本犯一等。
系蒙古仍照蒙古例辦理。
此條系乾隆二十四年，刑部會同理藩院遵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