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普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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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如此。
如魯、衛列國，互相服喪判定無疑啊。
怎麼說呢？《喪服》講‘君為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
傳書上說：‘怎麼用大功？尊貴相同啊。
尊貴相同，那就得按相同服喪期來服喪。
諸侯的兒子稱為公子，公子不可以稱先君’。
但是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然要因相等的尊貴來互相為之服喪，不可以用公子的标準來壓抑天王。
所以降有四品，君、大夫因尊貴而降，公子、大夫的孩子因厭而降。
名稱事例不同，怎麼可以亂了呢？禮法規定：大夫之妾的兒子，因父命慈悲于自己，延伸到三年。
太妃既然受命于先帝，光照一國，二王祭祀祖先廟社，顯名受賜于大的藩國，父親同處高位，親近而不稱為公子，雖然許、蔡失去其地位，也不過如此而已。
《服問》上說：‘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公子雖受厭，妻子尚要獲得伸展，何況廣陵、北海二王，論封乃是被封之君的兒子，說到太妃乃是诰命太妃的孫子，繼太妃承繼重位，遠别先皇，更因先後的正統，厭生自己的祖先，比之如皇姑，不也太遠了嗎？現在既然允許他們延續其服喪再規定他們服喪的期限，比之慈母，不也很明确嗎。
經書上講：‘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
’傳書上講：‘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
父親、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現在祖輩乃是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繼承，母親是太妃，這就是二王要服三年之喪的證據，議論的人背離真正的經典而依附錯誤的考據，差之毫厘失之千裡。
何況天子尊重規則讓其享受祭禮，并不是什麼臣妾的地位，怎麼能命她為國母而不讓他的子孫按其所親來服喪呢？記書上講：‘随同服喪的人，要随同所故去的人，這是标準啊。
’又說：‘不為君母之黨服喪，就要為他的母親之黨服喪。
現在既然所随從的已經故去，不因親服喪而服喪其所生，那屬于所随從的服喪又從何處施行呢？如果因諸王進入朝廷而成為公卿便同一般的官大夫相等，那麼現在的議論，都不要用來說什麼藩國的話了。
現在諸王，自然同于列國，雖沒有到他的圍城，但同其他臣屬仍然并非同列，受一方之封，不得用諸侯來講他們啊，讓我鬥膽請求根據周禮，讓二王為太妃服喪三年。
” 當時議論者也有不同意見，國子博士李郁就在罷議之後，作書質問張普惠，張普惠根據禮法回答，三次鄭重其事地書面交鋒，李郁的理由站不住腳而認同于張普惠的觀點。
後轉任谏議大夫。
元澄對張普惠說：“我不高興您得到谏議這個官職，惟獨高興谏議這個官職得到您。
” 當時靈太後的父親司徒胡國珍去世，贈相國、太上秦公。
張普惠因前世皇後之文沒有“太上”之号而到殿上疏，陳述這樣做不可行。
左右都十分畏懼害怕，不敢為他通報。
正值張普惠聽說胡家在修墓下墳時有一塊大的堅硬石頭，于是就秘密上表(表文略)。
太後閱覽了他的表章後，親自來到胡國珍的宅院，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和五品以上官員，廣泛地讨論這件事，并派使者召張普惠來相互問答，又讓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察得失。
任城王元澄問張普惠說：“漢代高祖劉邦為帝，尊自己父親為太上皇。
現在聖母臨朝，贈自己父親為太上公之号，追求這個原因事實，并不是沒有過規定啊。
何況皇帝舉動就可以成為準則，又何必要遵循什麼舊制呢？”張普惠回答說：“天子的命令稱為诏，太後的命令則稱為令，所以周代的臣子有十亂，文母參予啊，仰思所難，竊以為不當相比。
”元澄又說：“前代太後也有稱诏的例子，聖母有想保持謙虛的道理，所以不稱诏罷了，怎麼能用诏和令的區别來廢除母後對父親的孝思呢？”張普惠回答：“皇後的父親稱太上，自古未有。
前代之母後難道不想尊崇自己的父親嗎？您怎麼不遠遵古來之義理而非順從現在皇後的旨意呢？我不理解太後怎麼在稱诏稱令上謙虛卻在太上問題上不謙虛。
竊以為聖後應當一直保持自己謙虛之美德。
”太傅、清河王元怿問道：“過去在晉代，褚氏臨朝當政，殷浩在給褚裒書中講：‘足下，令之太上皇也’，怎麼太上公反倒導緻疑惑了呢？”張普惠回答說：“褚裒因女兒輔政而推辭不再入朝。
淵源為諷刺他的不恭敬所以有太上一稱的諷刺，本來稱呼他的錯誤，不是記載他的正确，不想殿下用這個典故來诘難我。
”侍中崔光說：“張先生表中引證晉有小子侯，本來出自鄭玄的注釋，不是出自正式經典。
”張普惠回答說：“這雖然不是正式經典的文獻，但他所講述的是正式經典的含義。
您好古習禮，又怎麼能再用這個來指責呢？”禦史中尉元匡因此對崔光說：“張普惠的密表中講，晉時的小子侯，因名号相同而被認為是假過兮。
現在的事，太上公名稱同太上皇、和晉小子的事又相類似，但我不才不敢辨析他的對錯。
“張普惠回答：“中丞既然懷疑其正确，卻不糾正其錯誤，這怎麼能符合在三獨之位的名望呢。
”尚書崔亮講道：“張普惠谏議的所見，正因為太上之稱呼不應當施行在人臣身上。
但是周朝有姜太公尚父之稱，身兼二個名稱，人臣尊重的稱呼，因此知道并非是從現在開始的。
”張普惠對答他說：“尚父的稱号是指有品德應該崇尚；太上的稱号是指上中還有上，名義相同而實在意義上相異，這也并不能相提并論。
”崔亮又說：“古時有文王、武王，還有文子、武子。
然而太上皇，太上公又怎麼能嫌它們的相同呢？”張普惠回答說：“文武者，是指品德行為的事迹，所以事迹同所以谥号同。
太上者，是尊貴至極的地位之稱，怎麼能通行實施于臣子。
”廷尉少卿袁翻說：“《周官》載有：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
命數雖然不同，但同為上，何必說上者都是極尊呢？”張普惠嚴厲地呵斥袁翻說：“禮法上有下卿上士，何止于大夫與公爵，但現在所行的是将太加于上，二個名稱并舉，是非常的極尊。
你的那種言辭乃是雕蟲小技，平時或許還可一用，到了這種地步，怎麼是你所能達到的呢？”袁翻很有慚愧之色，默不複言。
任城王元澄說道：“谏勸诤辯的本義就是各自陳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至于如何運用取舍，本來就在于應對當時之情。
您剛才對待袁翻先生，為什麼要聲嚴厲色呢？”張普惠回答說：“他的話如果正确，适合于采用那是一回事；他的話如果不正确，恐怕就要有罪過相連了。
正确錯誤必須辨清，不是因為不嚴肅的較勁競争。
”元澄說：“朝廷剛剛開啟不避諱之門，以廣大忠言的道路。
先生現在講意思在于争論義理，又怎麼說要顧慮罪罰呢？”議論的人都因太後當朝理政，本意上相互都想崇奉順從，于是就上奏說：“張普惠雖然言辭上不肯屈從，但是大家并不認同，渙汗已流，請仍然按照前诏所定。
”太後又派元叉、賈璨宣讀對張普惠的命令說：“我剛才召你和大家各位大臣一起共同對此問題争論，從頭到結束
如魯、衛列國，互相服喪判定無疑啊。
怎麼說呢？《喪服》講‘君為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
傳書上說：‘怎麼用大功？尊貴相同啊。
尊貴相同，那就得按相同服喪期來服喪。
諸侯的兒子稱為公子，公子不可以稱先君’。
但是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然要因相等的尊貴來互相為之服喪，不可以用公子的标準來壓抑天王。
所以降有四品，君、大夫因尊貴而降，公子、大夫的孩子因厭而降。
名稱事例不同，怎麼可以亂了呢？禮法規定：大夫之妾的兒子，因父命慈悲于自己，延伸到三年。
太妃既然受命于先帝，光照一國，二王祭祀祖先廟社，顯名受賜于大的藩國，父親同處高位，親近而不稱為公子，雖然許、蔡失去其地位，也不過如此而已。
《服問》上說：‘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公子雖受厭，妻子尚要獲得伸展，何況廣陵、北海二王，論封乃是被封之君的兒子，說到太妃乃是诰命太妃的孫子，繼太妃承繼重位，遠别先皇，更因先後的正統，厭生自己的祖先，比之如皇姑，不也太遠了嗎？現在既然允許他們延續其服喪再規定他們服喪的期限，比之慈母，不也很明确嗎。
經書上講：‘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
’傳書上講：‘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
父親、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現在祖輩乃是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繼承，母親是太妃，這就是二王要服三年之喪的證據，議論的人背離真正的經典而依附錯誤的考據，差之毫厘失之千裡。
何況天子尊重規則讓其享受祭禮，并不是什麼臣妾的地位，怎麼能命她為國母而不讓他的子孫按其所親來服喪呢？記書上講：‘随同服喪的人，要随同所故去的人，這是标準啊。
’又說：‘不為君母之黨服喪，就要為他的母親之黨服喪。
現在既然所随從的已經故去，不因親服喪而服喪其所生，那屬于所随從的服喪又從何處施行呢？如果因諸王進入朝廷而成為公卿便同一般的官大夫相等，那麼現在的議論，都不要用來說什麼藩國的話了。
現在諸王，自然同于列國，雖沒有到他的圍城，但同其他臣屬仍然并非同列，受一方之封，不得用諸侯來講他們啊，讓我鬥膽請求根據周禮，讓二王為太妃服喪三年。
” 當時議論者也有不同意見，國子博士李郁就在罷議之後，作書質問張普惠，張普惠根據禮法回答，三次鄭重其事地書面交鋒，李郁的理由站不住腳而認同于張普惠的觀點。
後轉任谏議大夫。
元澄對張普惠說：“我不高興您得到谏議這個官職，惟獨高興谏議這個官職得到您。
” 當時靈太後的父親司徒胡國珍去世，贈相國、太上秦公。
張普惠因前世皇後之文沒有“太上”之号而到殿上疏，陳述這樣做不可行。
左右都十分畏懼害怕，不敢為他通報。
正值張普惠聽說胡家在修墓下墳時有一塊大的堅硬石頭，于是就秘密上表(表文略)。
太後閱覽了他的表章後，親自來到胡國珍的宅院，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和五品以上官員，廣泛地讨論這件事，并派使者召張普惠來相互問答，又讓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察得失。
任城王元澄問張普惠說：“漢代高祖劉邦為帝，尊自己父親為太上皇。
現在聖母臨朝，贈自己父親為太上公之号，追求這個原因事實，并不是沒有過規定啊。
何況皇帝舉動就可以成為準則，又何必要遵循什麼舊制呢？”張普惠回答說：“天子的命令稱為诏，太後的命令則稱為令，所以周代的臣子有十亂，文母參予啊，仰思所難，竊以為不當相比。
”元澄又說：“前代太後也有稱诏的例子，聖母有想保持謙虛的道理，所以不稱诏罷了，怎麼能用诏和令的區别來廢除母後對父親的孝思呢？”張普惠回答：“皇後的父親稱太上，自古未有。
前代之母後難道不想尊崇自己的父親嗎？您怎麼不遠遵古來之義理而非順從現在皇後的旨意呢？我不理解太後怎麼在稱诏稱令上謙虛卻在太上問題上不謙虛。
竊以為聖後應當一直保持自己謙虛之美德。
”太傅、清河王元怿問道：“過去在晉代，褚氏臨朝當政，殷浩在給褚裒書中講：‘足下，令之太上皇也’，怎麼太上公反倒導緻疑惑了呢？”張普惠回答說：“褚裒因女兒輔政而推辭不再入朝。
淵源為諷刺他的不恭敬所以有太上一稱的諷刺，本來稱呼他的錯誤，不是記載他的正确，不想殿下用這個典故來诘難我。
”侍中崔光說：“張先生表中引證晉有小子侯，本來出自鄭玄的注釋，不是出自正式經典。
”張普惠回答說：“這雖然不是正式經典的文獻，但他所講述的是正式經典的含義。
您好古習禮，又怎麼能再用這個來指責呢？”禦史中尉元匡因此對崔光說：“張普惠的密表中講，晉時的小子侯，因名号相同而被認為是假過兮。
現在的事，太上公名稱同太上皇、和晉小子的事又相類似，但我不才不敢辨析他的對錯。
“張普惠回答：“中丞既然懷疑其正确，卻不糾正其錯誤，這怎麼能符合在三獨之位的名望呢。
”尚書崔亮講道：“張普惠谏議的所見，正因為太上之稱呼不應當施行在人臣身上。
但是周朝有姜太公尚父之稱，身兼二個名稱，人臣尊重的稱呼，因此知道并非是從現在開始的。
”張普惠對答他說：“尚父的稱号是指有品德應該崇尚；太上的稱号是指上中還有上，名義相同而實在意義上相異，這也并不能相提并論。
”崔亮又說：“古時有文王、武王，還有文子、武子。
然而太上皇，太上公又怎麼能嫌它們的相同呢？”張普惠回答說：“文武者，是指品德行為的事迹，所以事迹同所以谥号同。
太上者，是尊貴至極的地位之稱，怎麼能通行實施于臣子。
”廷尉少卿袁翻說：“《周官》載有：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
命數雖然不同，但同為上，何必說上者都是極尊呢？”張普惠嚴厲地呵斥袁翻說：“禮法上有下卿上士，何止于大夫與公爵，但現在所行的是将太加于上，二個名稱并舉，是非常的極尊。
你的那種言辭乃是雕蟲小技，平時或許還可一用，到了這種地步，怎麼是你所能達到的呢？”袁翻很有慚愧之色，默不複言。
任城王元澄說道：“谏勸诤辯的本義就是各自陳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至于如何運用取舍，本來就在于應對當時之情。
您剛才對待袁翻先生，為什麼要聲嚴厲色呢？”張普惠回答說：“他的話如果正确，适合于采用那是一回事；他的話如果不正确，恐怕就要有罪過相連了。
正确錯誤必須辨清，不是因為不嚴肅的較勁競争。
”元澄說：“朝廷剛剛開啟不避諱之門，以廣大忠言的道路。
先生現在講意思在于争論義理，又怎麼說要顧慮罪罰呢？”議論的人都因太後當朝理政，本意上相互都想崇奉順從，于是就上奏說：“張普惠雖然言辭上不肯屈從，但是大家并不認同，渙汗已流，請仍然按照前诏所定。
”太後又派元叉、賈璨宣讀對張普惠的命令說：“我剛才召你和大家各位大臣一起共同對此問題争論，從頭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