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謙之傳(附高子儒、高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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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陷,無端受到懲罰。

    朝臣顧望,誰肯訴說實際情況?這樣下去,就會導緻聖上被蒙蔽,壞人被縱容,虧損皇風,破壞政體。

    使谄谀小人意氣洋洋,忠谠之言,不複鼓耳。

     “況且連年以來,國家多有征戰,民不堪命,動不動流離失所,保全妻子兒女,競争地逃王家兵役,不再顧及其桑蠶糧田,害怕國家刑律。

    這正是由于還家必有困頓之理,歸來沒有自安之路所緻。

    假如朝廷聽任百姓歸其本業,微征徭役,那麼歸家還田者人數必定很多,他們定會墾田辟土,數年之後,朝廷一定會大獲稅民。

    而今官府不做以理召還流民的工作,隻管嚴令強迫,這樣下去,臣擔心數年之後,逃離家園者更多,安居樂業者無人了。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操心百姓不歸順自己,隻擔心政策得不到落實執行,不僥幸敵人不侵犯我,隻依賴自己不可侮犯的信心。

    這個道理乃是千年共遵,百王一緻的普遍真理。

    而且琴瑟之聲不協調,知音的人便改弦更張;拉車的馬匹腳步不一,善于駕駛的便要調整缰索。

    諺語說:‘迷途知返,得道不遠。

    ’這話雖不起眼,但道理極深。

    陛下日理萬機,事情難以全面掌握,元、凱無言,不肯直陳。

    臣謙之雖平庸無才,但世代蒙受聖上榮祿,竊自向往前賢盡忠不惜身的義舉,不怕身遭刀斧之刑,隻要有一句有益于皇上,義不辭死。

    隻求聖上略垂覽察,微加推尋采納,使朝章重新振舉,軍威更而複振,四海之内響起維新之歌,天下之人見到大禹之績,那麼臣上奏之後,便可含笑九泉而無絲毫遺憾了。

    ” 靈太後得到高謙之的疏章,責問左右近臣,追問怎麼回事。

    這些得寵顯要的人由此記恨高謙之,于是有人向太後建議:“高謙之有學識藝才,适宜在國學任職,以訓導王公貴戚的後代。

    ”下诏任命,除授國子博士。

     高謙之到了國子學,與袁翻、常景、郦道元、溫子升等人,重溫舊情。

    高謙之喜歡贍養孤老、撫恤貧弱,答應的從不失言。

    對待家中仆僮奴隸,當着他們子女的面從不鞭打其父母,奴仆中若有人生有三個兒子,他便免除其中一子做奴仆的義務,他家中從來沒有受過刑的奴婢。

    他常說,奴仆也是人的血肉之軀,怎能忍心殘害。

    高謙之因父舅氏沮渠蒙遜曾經據占涼州,國史缺漏,他于是編《涼書》十卷,流行于世。

    涼國佛道興盛,謙之作論貶抑,稱佛教是九流之中的一家。

    惹得當世名士,競相以佛理前來诘難,謙之也以佛教義理對答,名士們終不能使謙之心悅誠服。

    高謙之又因當時實行的曆法,許多地方不完備,于是便改元修訂,成為一家之法,雖然他訂的曆法沒有被采用,評論的人卻歎服其多才多藝。

     在這個時候,朝廷議論鑄造錢币的事情,任命高謙之為鑄錢都将長史。

    他上書請求鑄造三铢錢說: “大凡錢貨之立,本意是互通有無,便利交易。

    所以錢的重量,世代不同。

    姜太公為周朝置九府圓法,到景王時更而鑄造大号錢币。

    秦朝統一海内,錢重半兩。

    漢興,因秦朝錢重,改造榆莢錢。

    到了漢文帝五年(前175),又變為四铢錢。

    孝武帝時,全部銷毀,改造三铢錢,到了元狩年間,又變為五铢錢。

    又造赤仄錢,以一當五個五铢錢。

    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

    魏文帝罷除五铢錢。

    到了明帝又恢複了。

    孫權立國江左,鑄造大錢,一當五百。

    孫權在位的赤烏年間,又造大錢,以一當千。

    由此可見,錢币規制大小輕重,無不随時變化。

     “臣認為财政經濟的重要,在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政之中列在首位;聚集财物的可貴,典籍之中,論述俯拾皆是。

    所以古來帝王,乘着天地的豐饒,臨着海内的富足,無不廣集糧食于太倉,富藏錢币于府庫,儲備既多,民免困窮,朝廷便可以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