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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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今日的親王，可謂能與當年周公相比了。
但先王的大計聖達，今王的淳美洞鑒，與前代相比，毫無遜色的地方。
時哉時哉，可不光照日月嗎！與天地合德的，是先皇開創之功；與日月齊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識；與四時周遍的，是先皇的豐功；與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遷都改邑，是先皇的明達；變是協和的，是先皇的玄鑒；思同書軌的，是先皇的遠見卓識；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遠謀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聲威；禮田岐陽，是先皇的明識大義；張樂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車駕幸臨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謀；征伐南荊的，是先皇的禮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肅；親祭社稷，是先皇的禮敬；兖實無缺，是先皇的充備；開物成務，是先皇的貞正；觀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蘊；革弊創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誠。
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謙慎尊位，光被四極，為而不占有，可以說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實在應該書功于簡冊，聲播于金石。
“為臣竊謂史官的顯達，大的可與日月齊明，小的可與四時并茂。
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馬遷、班固便是。
所以他們可以聲流于無窮之外，義明于後來之人。
故金石可以泯滅而流風不會泯滅的，恐怕就是載史的書籍吧？諺語說‘相門有相，将門有将’，這不隻是說他們的性格，還指長期耳濡目染所養成的氣質。
臣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就當世有其人了。
所以《尚書》稱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張衡在賦中說‘學于舊史氏’，說的就是世代相傳之義。
如果像善于冶煉的人的兒子擅長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兒子擅長編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習染成自然罷了。
所以說到這裡，也可說史官不修書，皇朝事迹便多淪落空曠，因此天人之際的事，不可片刻沒有記載。
所以司馬談、司馬遷記錄史實而立下功績，班彪、班固撰寫《漢書》而成名，這是前鑒的軌轍，後鏡的蓍草龜骨。
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終其史官之業的有之，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
所以平子離開史館而成文名，伯喈違棄館閣而就其素志。
而近代僞晉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預所誣毀，棄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飯，晚上觀文寫作，撰成《晉書》，存留一代史實，司馬紹讓尚書隻為他提供筆與紙而已。
國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這樣，史官的命運不濟，是因為時代。
“而今大魏的史書，職掌它則身家顯貴，祿則親受榮耀，優哉遊哉，它給予人以福祿，然而大魏史書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
故著作漁陽人傅毗、北平人陽尼、河間人邢産、廣平人宋弁、昌黎人韓顯宗等，都以文才被薦舉，國掌注述，都為時不長，不能終其大績。
前著作郎程靈虬與臣同時應舉，共掌此事，而今改從他職，不再職掌撰述。
隻剩下崔光一人，雖然沒有移任，然而身兼兩職，所以載述之事便空缺了。
臣聽說記載典籍的興盛，是由于有其大業，《雅》、《頌》垂薦，由于德美，雖然一時有一時的文質，史書記載也有詳有略，然而曆代相傳，這一基本的特點并沒有改變。
過去司馬談告誡他的兒子司馬遷說：‘當世有美而你不記，是你的罪過。
’所以司馬遷之書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評。
從長遠忠實的角度來看，司馬談之志比諸葛亮要賢敏得多。
《尚書》稱‘不要曠廢衆官’，《詩經》有‘職掌什麼就有什麼憂患’，為臣今天雖不在史官其位，然而過去臣曾忝居其職，所以自己現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發表看法。
語說‘擔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為什麼要去做，知道為什麼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夠去做’，為臣實在談不上知道，不過是勉強為之。
竊查先朝賜給臣‘彪’的名字，遠則拟比漢史的叔皮，近則仿效晉史的紹統，推尋名字，求其含義，為臣欲罷不能，荷恩戴德，為臣惟有死而後已。
而今臣請求在都城邊求得一個僻靜的地方，臣好綜理國朝典籍，以終了為臣以往夙志，官府給些人力物力，以備所需。
雖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為了飽食終日。
如臣撰述，國史近可望一個月就寫成，遠的話三年也會完工，正本放在秘書監，副本可藏之名山。
” 當時司空北海王元祥、尚書令王肅因其沒有俸祿，很是赈濟他，于是按照當年王隐的樣子安排他在秘書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親理朝政，崔光上表說：“臣伏見前禦史中尉李彪，夙懷美意，創修魏典，為臣過去被李彪邀請，與他同掌一業已有多年，他志力貞正堅強，考證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勸勉群官，注綴之事大略備舉。
雖然前一段分開了，臣與他多有廢離，但近蒙聖朝重新啟用他，還讓他綜理撰事。
而他老而彌厲，史才日新，假如聖上能複他舊職，專攻治書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
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曆高官，他背負過錯，應從滌洗。
愚臣認為現在應讓他任職侍中，正職著作，停他外役，讓他專心寫作，積月累年，國史定會寫成。
聖上鴻聲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氣象，記錄在冊，也可永不泯滅了。
”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讓李彪兼任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這不是李彪所愛好的，他堅決不去，有關部門狠狠地批評指責他。
恰好此時李彪染上疾病，持續了幾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陽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李彪開始任中尉職，以嚴酷出名，他因奸情難得，于是用木手擊打人的肋腋，罪人氣絕之後又定其罪的事時有發生。
又出使慰問汾州叛逆的胡人，抓到兇頑的人，都被他鞭打面部而緻死亡。
到了李彪生病後，身上往往出瘡潰爛，痛毒備至。
死後，朝廷下诏賜給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将軍、汾州刺史，谥稱剛憲。
李彪在秘書監一年多，修史之業終未完成，然而區分書體，都是李彪的功勞。
他講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
他所寫的詩歌、頌、賦、讠耒、章奏、雜筆百多篇，另外有集子。
李彪雖與宋弁結下管鮑之交，宋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下議論時，猶且把他視為寒貧之輩，一點也沒有寬容的态度。
李彪也知道這回事，卻不記恨他。
等到宋弁去世，李彪痛哭不已，撰寫讠耒文哀悼他，語辭備極辛酸。
郭祚職掌吏部，李彪為兒子李志求官，郭祚仍以舊第對待他。
李彪因自己位經侍中，又兼尚書，對郭祚說應當以顯貴後代提拔李志，郭祚不答應，李彪大為惱火，形于言色，當時輿論以此譏諷郭祚。
郭祚經常說：“你與義和結交，我怎能饒過你，而讓别人怨我呢？”任城王元澄與李彪起先關系也不好，等到任職雍州，李彪前去為李志求取其府中僚佐之職，元澄很痛快地啟奏朝廷，求得列曹行參軍一職，當時輿論都稱贊此事。
’今日的親王，可謂能與當年周公相比了。
但先王的大計聖達，今王的淳美洞鑒，與前代相比，毫無遜色的地方。
時哉時哉，可不光照日月嗎！與天地合德的，是先皇開創之功；與日月齊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識；與四時周遍的，是先皇的豐功；與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遷都改邑，是先皇的明達；變是協和的，是先皇的玄鑒；思同書軌的，是先皇的遠見卓識；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遠謀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聲威；禮田岐陽，是先皇的明識大義；張樂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車駕幸臨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謀；征伐南荊的，是先皇的禮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肅；親祭社稷，是先皇的禮敬；兖實無缺，是先皇的充備；開物成務，是先皇的貞正；觀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蘊；革弊創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誠。
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謙慎尊位，光被四極，為而不占有，可以說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實在應該書功于簡冊，聲播于金石。
“為臣竊謂史官的顯達，大的可與日月齊明，小的可與四時并茂。
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馬遷、班固便是。
所以他們可以聲流于無窮之外，義明于後來之人。
故金石可以泯滅而流風不會泯滅的，恐怕就是載史的書籍吧？諺語說‘相門有相，将門有将’，這不隻是說他們的性格，還指長期耳濡目染所養成的氣質。
臣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就當世有其人了。
所以《尚書》稱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張衡在賦中說‘學于舊史氏’，說的就是世代相傳之義。
如果像善于冶煉的人的兒子擅長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兒子擅長編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習染成自然罷了。
所以說到這裡，也可說史官不修書，皇朝事迹便多淪落空曠，因此天人之際的事，不可片刻沒有記載。
所以司馬談、司馬遷記錄史實而立下功績，班彪、班固撰寫《漢書》而成名，這是前鑒的軌轍，後鏡的蓍草龜骨。
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終其史官之業的有之，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
所以平子離開史館而成文名，伯喈違棄館閣而就其素志。
而近代僞晉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預所誣毀，棄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飯，晚上觀文寫作，撰成《晉書》，存留一代史實，司馬紹讓尚書隻為他提供筆與紙而已。
國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這樣，史官的命運不濟，是因為時代。
“而今大魏的史書，職掌它則身家顯貴，祿則親受榮耀，優哉遊哉，它給予人以福祿，然而大魏史書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
故著作漁陽人傅毗、北平人陽尼、河間人邢産、廣平人宋弁、昌黎人韓顯宗等，都以文才被薦舉，國掌注述，都為時不長，不能終其大績。
前著作郎程靈虬與臣同時應舉，共掌此事，而今改從他職，不再職掌撰述。
隻剩下崔光一人，雖然沒有移任，然而身兼兩職，所以載述之事便空缺了。
臣聽說記載典籍的興盛，是由于有其大業，《雅》、《頌》垂薦，由于德美，雖然一時有一時的文質，史書記載也有詳有略，然而曆代相傳，這一基本的特點并沒有改變。
過去司馬談告誡他的兒子司馬遷說：‘當世有美而你不記，是你的罪過。
’所以司馬遷之書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評。
從長遠忠實的角度來看，司馬談之志比諸葛亮要賢敏得多。
《尚書》稱‘不要曠廢衆官’，《詩經》有‘職掌什麼就有什麼憂患’，為臣今天雖不在史官其位，然而過去臣曾忝居其職，所以自己現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發表看法。
語說‘擔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為什麼要去做，知道為什麼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夠去做’，為臣實在談不上知道，不過是勉強為之。
竊查先朝賜給臣‘彪’的名字，遠則拟比漢史的叔皮，近則仿效晉史的紹統，推尋名字，求其含義，為臣欲罷不能，荷恩戴德，為臣惟有死而後已。
而今臣請求在都城邊求得一個僻靜的地方，臣好綜理國朝典籍，以終了為臣以往夙志，官府給些人力物力，以備所需。
雖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為了飽食終日。
如臣撰述，國史近可望一個月就寫成，遠的話三年也會完工，正本放在秘書監，副本可藏之名山。
” 當時司空北海王元祥、尚書令王肅因其沒有俸祿，很是赈濟他，于是按照當年王隐的樣子安排他在秘書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親理朝政，崔光上表說：“臣伏見前禦史中尉李彪，夙懷美意，創修魏典，為臣過去被李彪邀請，與他同掌一業已有多年，他志力貞正堅強，考證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勸勉群官，注綴之事大略備舉。
雖然前一段分開了，臣與他多有廢離，但近蒙聖朝重新啟用他，還讓他綜理撰事。
而他老而彌厲，史才日新，假如聖上能複他舊職，專攻治書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
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曆高官，他背負過錯，應從滌洗。
愚臣認為現在應讓他任職侍中，正職著作，停他外役，讓他專心寫作，積月累年，國史定會寫成。
聖上鴻聲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氣象，記錄在冊，也可永不泯滅了。
”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讓李彪兼任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這不是李彪所愛好的，他堅決不去，有關部門狠狠地批評指責他。
恰好此時李彪染上疾病，持續了幾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陽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李彪開始任中尉職，以嚴酷出名，他因奸情難得，于是用木手擊打人的肋腋，罪人氣絕之後又定其罪的事時有發生。
又出使慰問汾州叛逆的胡人，抓到兇頑的人，都被他鞭打面部而緻死亡。
到了李彪生病後，身上往往出瘡潰爛，痛毒備至。
死後，朝廷下诏賜給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将軍、汾州刺史，谥稱剛憲。
李彪在秘書監一年多，修史之業終未完成，然而區分書體，都是李彪的功勞。
他講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
他所寫的詩歌、頌、賦、讠耒、章奏、雜筆百多篇，另外有集子。
李彪雖與宋弁結下管鮑之交，宋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下議論時，猶且把他視為寒貧之輩，一點也沒有寬容的态度。
李彪也知道這回事，卻不記恨他。
等到宋弁去世，李彪痛哭不已，撰寫讠耒文哀悼他，語辭備極辛酸。
郭祚職掌吏部，李彪為兒子李志求官，郭祚仍以舊第對待他。
李彪因自己位經侍中，又兼尚書，對郭祚說應當以顯貴後代提拔李志，郭祚不答應，李彪大為惱火，形于言色，當時輿論以此譏諷郭祚。
郭祚經常說：“你與義和結交，我怎能饒過你，而讓别人怨我呢？”任城王元澄與李彪起先關系也不好，等到任職雍州，李彪前去為李志求取其府中僚佐之職，元澄很痛快地啟奏朝廷，求得列曹行參軍一職，當時輿論都稱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