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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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保以教，使國中子弟學受，外則有太學、庠序的官職。
’由此而論，國學在宮殿之内，太學在皇廷之外，很明确了。
案如《洛陽記》，還是仿此設置的。
臣愚蠢地認為：現在既已徙縣崧、鏶，皇宮遷居伊、洛，宮殿府寺，都依舊式，至于國學，怎麼就不照原樣了？校比舊事，其位置應在宮門左邊。
至如太學，舊基仍在，仍舊營構。
又過去太和二十年(496)，朝廷下诏設立四門博士，在四門置學宮。
臣按：從周朝溯上，學校隻有兩種，或尚西，或尚東，或者以在都城為貴，或以在郊郭為上。
到了周代，學校有六。
師氏居内，太學在國都，四小學在郊郭。
《禮記》說周人‘養衆老于學校，學校在國都四郊’，《禮》又說：‘天子設立四學，當入學而太子立。
’注雲：‘四學，周代國都四郊的學校。
’案《大戴禮記163·了他的意見。
遷任中書令，祭酒官職照舊。
出任安東将軍、青州刺史。
劉芳為政儒慢緩順，不能禁止奸邪盜賊，但廉潔清正，寡求少欲，無犯公私利益。
還朝後，參預議定律令。
劉芳斟酌古今，成為大議的主要人物，律令中損減增益的内容，大多出自劉芳的意圖。
魏世宗以朝廷禮儀多有缺損，其一切議論，都交給劉芳修正。
于是朝廷中吉兇大事都找劉芳咨詢訪求了。
轉任太常卿，劉芳以所設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的位置，離都城的裡數于禮有相違背的地方，又加上對靈星、周公的祭禮儀式，覺得不應該隸屬太常寺，于是上疏說： “臣聞國家大事，沒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實質是在審定位置。
所以列聖區别之言，彰明浩浩典籍；先儒正确之論，昭著于經史。
為臣學識談不上通經，業也不能說通古，怎敢輕率地奏陳瞽妄之言，妄陳管見之說。
臣竊見所設置的祭壇祀祠遠近的法度，考證典制，或許有欠妥的地方，臣既忝居此職，請陳膚淺之見。
“《孟春令》說‘其數八’，又說‘迎春于東郊’。
盧植說：‘東郊，八裡郊也。
’賈逵說：‘東郊，木帝太昊，距京都八裡。
’許慎說：‘東郊，八裡郊也。
’鄭玄《孟春令》注雲：‘王者居明堂。
《禮》曰：王者出城十五裡迎歲，是殷代禮制。
《周禮》曰，在離城十五裡的近郊祭祀。
’鄭玄另注說：‘東郊，離都城八裡。
’高誘說：‘帝迎于東方，壇祠在離都城八裡的郊郭。
’王肅說：‘東郊，八裡，因木數。
’這都同是春郊壇祠離都城八裡的明據。
《孟夏令》雲‘其數七’，又說‘迎夏于南郊’。
盧植說：‘南郊，七裡郊也。
’賈逵說：‘南郊壇祠，祭火帝炎帝，離都城七裡。
’許慎說：‘南郊壇祠，在離都城七裡的郊郭。
’鄭玄說：‘南郊，離都城七裡。
’高誘說：‘南郊，七裡郊也。
’王肅說：‘南郊壇祠，離都城七裡，因于火數。
’這又是南郊壇祠離城七裡的詳細根據。
《中央令》說：‘其數五。
’盧植說：‘中郊，五裡之郊也。
’賈逵說：‘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所以說兆五帝于四郊。
’鄭玄說：‘中郊，在西南未地，離都城五裡。
’這又是中郊五裡的明據。
《孟秋令》說‘其數九’，又說‘迎秋于西郊’。
盧植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的郊郭。
’賈逵說：‘西郊，祭金帝少..，在離都城九裡的地方。
’許慎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的郊郭。
’鄭玄說：‘西郊，去都城九裡。
’高誘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郊郭。
’王肅說：‘西郊，九裡，因金數。
’這又是西郊九裡的明據。
《孟冬令》說‘其數六’，又說‘迎冬于北郊’。
盧植說：‘北郊壇祠，在離都城六裡的郊郭。
’賈逵說：‘北郊壇祠，祭祀水帝颛顼，在離城六裡的郊郭。
’許慎說：‘北郊壇祠，在離城六裡的郊郭。
’鄭玄說：‘北郊壇祠，離城六裡。
’高誘說：‘北郊，六裡之郊也。
’王肅說：‘北郊六裡，因水之數也。
’這又是北郊六裡的明據。
宋氏《含文嘉》注說：‘《周禮》，王郊千裡，二十分其一為近郊。
近郊五十裡，一百裡則為遠郊，迎祭王氣都在近郊舉行。
漢代不設王畿，則以方比之數為郊郭的位置，所以東郊八裡，南郊七裡，西郊九裡，北郊六裡，中郊在西南未地，離都城五裡。
’《祭祀志》說：‘建武二年(26)正月，開始制立郊祀于雒陽城南七裡的地方。
這是依照元始年間(1～5)的做法，北郊在雒陽城北四裡的地方。
’這又是漢代南北郊的明證。
今天的地點隻按照這個選擇。
至如離城三十裡設立郊祀之壇，進與鄭玄所引的殷、周兩代的做法相違，退與漢、魏所行辦法相背。
凡是邑城之外都稱郊，今天計算四郊，應各以郭門為限度，距城裡數依上典制。
“《禮》，朝拜日月，都在城的東西門外。
而今祭日月的位置，離城東西路程各為三十裡，臣竊以為又未詳審。
《禮》又說：‘祭日于壇，祭月于坎。
’而今計造如上。
《禮儀志》說‘設立高謀祠于都城南面’，不說離都城裡數。
所以現在仍照舊。
靈星本不是禮制之事，祭祀出自漢初，專門為了祝祀田耕，總是隸祭于郡縣。
《郊祀志》說：‘高祖五年(前202)，高祖诏示禦史，命令天下設置靈星祠，祭祀用太牢，縣邑的令長主祭。
’晉代祠祀令說：‘郡、縣、國祭祀稷神、社神、
’由此而論，國學在宮殿之内，太學在皇廷之外，很明确了。
案如《洛陽記》，還是仿此設置的。
臣愚蠢地認為：現在既已徙縣崧、鏶，皇宮遷居伊、洛，宮殿府寺，都依舊式，至于國學，怎麼就不照原樣了？校比舊事，其位置應在宮門左邊。
至如太學，舊基仍在，仍舊營構。
又過去太和二十年(496)，朝廷下诏設立四門博士，在四門置學宮。
臣按：從周朝溯上，學校隻有兩種，或尚西，或尚東，或者以在都城為貴，或以在郊郭為上。
到了周代，學校有六。
師氏居内，太學在國都，四小學在郊郭。
《禮記》說周人‘養衆老于學校，學校在國都四郊’，《禮》又說：‘天子設立四學，當入學而太子立。
’注雲：‘四學，周代國都四郊的學校。
’案《大戴禮記163·了他的意見。
遷任中書令，祭酒官職照舊。
出任安東将軍、青州刺史。
劉芳為政儒慢緩順，不能禁止奸邪盜賊，但廉潔清正，寡求少欲，無犯公私利益。
還朝後，參預議定律令。
劉芳斟酌古今，成為大議的主要人物，律令中損減增益的内容，大多出自劉芳的意圖。
魏世宗以朝廷禮儀多有缺損，其一切議論，都交給劉芳修正。
于是朝廷中吉兇大事都找劉芳咨詢訪求了。
轉任太常卿，劉芳以所設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的位置，離都城的裡數于禮有相違背的地方，又加上對靈星、周公的祭禮儀式，覺得不應該隸屬太常寺，于是上疏說： “臣聞國家大事，沒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實質是在審定位置。
所以列聖區别之言，彰明浩浩典籍；先儒正确之論，昭著于經史。
為臣學識談不上通經，業也不能說通古，怎敢輕率地奏陳瞽妄之言，妄陳管見之說。
臣竊見所設置的祭壇祀祠遠近的法度，考證典制，或許有欠妥的地方，臣既忝居此職，請陳膚淺之見。
“《孟春令》說‘其數八’，又說‘迎春于東郊’。
盧植說：‘東郊，八裡郊也。
’賈逵說：‘東郊，木帝太昊，距京都八裡。
’許慎說：‘東郊，八裡郊也。
’鄭玄《孟春令》注雲：‘王者居明堂。
《禮》曰：王者出城十五裡迎歲，是殷代禮制。
《周禮》曰，在離城十五裡的近郊祭祀。
’鄭玄另注說：‘東郊，離都城八裡。
’高誘說：‘帝迎于東方，壇祠在離都城八裡的郊郭。
’王肅說：‘東郊，八裡，因木數。
’這都同是春郊壇祠離都城八裡的明據。
《孟夏令》雲‘其數七’，又說‘迎夏于南郊’。
盧植說：‘南郊，七裡郊也。
’賈逵說：‘南郊壇祠，祭火帝炎帝，離都城七裡。
’許慎說：‘南郊壇祠，在離都城七裡的郊郭。
’鄭玄說：‘南郊，離都城七裡。
’高誘說：‘南郊，七裡郊也。
’王肅說：‘南郊壇祠，離都城七裡，因于火數。
’這又是南郊壇祠離城七裡的詳細根據。
《中央令》說：‘其數五。
’盧植說：‘中郊，五裡之郊也。
’賈逵說：‘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所以說兆五帝于四郊。
’鄭玄說：‘中郊，在西南未地，離都城五裡。
’這又是中郊五裡的明據。
《孟秋令》說‘其數九’，又說‘迎秋于西郊’。
盧植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的郊郭。
’賈逵說：‘西郊，祭金帝少..，在離都城九裡的地方。
’許慎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的郊郭。
’鄭玄說：‘西郊，去都城九裡。
’高誘說：‘西郊壇祠，在離城九裡郊郭。
’王肅說：‘西郊，九裡，因金數。
’這又是西郊九裡的明據。
《孟冬令》說‘其數六’，又說‘迎冬于北郊’。
盧植說：‘北郊壇祠，在離都城六裡的郊郭。
’賈逵說：‘北郊壇祠，祭祀水帝颛顼，在離城六裡的郊郭。
’許慎說：‘北郊壇祠，在離城六裡的郊郭。
’鄭玄說：‘北郊壇祠，離城六裡。
’高誘說：‘北郊，六裡之郊也。
’王肅說：‘北郊六裡，因水之數也。
’這又是北郊六裡的明據。
宋氏《含文嘉》注說：‘《周禮》，王郊千裡，二十分其一為近郊。
近郊五十裡，一百裡則為遠郊，迎祭王氣都在近郊舉行。
漢代不設王畿，則以方比之數為郊郭的位置，所以東郊八裡，南郊七裡，西郊九裡，北郊六裡，中郊在西南未地，離都城五裡。
’《祭祀志》說：‘建武二年(26)正月，開始制立郊祀于雒陽城南七裡的地方。
這是依照元始年間(1～5)的做法，北郊在雒陽城北四裡的地方。
’這又是漢代南北郊的明證。
今天的地點隻按照這個選擇。
至如離城三十裡設立郊祀之壇，進與鄭玄所引的殷、周兩代的做法相違，退與漢、魏所行辦法相背。
凡是邑城之外都稱郊，今天計算四郊，應各以郭門為限度，距城裡數依上典制。
“《禮》，朝拜日月，都在城的東西門外。
而今祭日月的位置，離城東西路程各為三十裡，臣竊以為又未詳審。
《禮》又說：‘祭日于壇，祭月于坎。
’而今計造如上。
《禮儀志》說‘設立高謀祠于都城南面’，不說離都城裡數。
所以現在仍照舊。
靈星本不是禮制之事，祭祀出自漢初，專門為了祝祀田耕，總是隸祭于郡縣。
《郊祀志》說：‘高祖五年(前202)，高祖诏示禦史，命令天下設置靈星祠，祭祀用太牢，縣邑的令長主祭。
’晉代祠祀令說：‘郡、縣、國祭祀稷神、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