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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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農，縣又祭祀靈星。
’這是靈星的祭祀在天下衆縣的明據。
周公廟所以别設在洛陽，是因為姬旦創成洛邑，所以傳祭洛陽，崇祠不絕，以彰明其功勞。
伯夷、叔齊的祠廟，也世世代代為洛陽界内的神祠。
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擔心會與其本意相違。
天下祭祀錯位的事情很多，都應該歸應屬的部門郡縣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請。
為臣竊以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廟神祗，自有其常限，不應該臨時随意斟酌，如果随便亂來，則不免會婬侵祠祭常規。
二祠在太常，在洛陽，對于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然而具體做起來就應審其根本。
“為臣以庸懶卑陋，謬妄忝居今天的職位，為臣考索經典，博采群議，既無别樣說法，可以說大緻可以此為據。
而今年冬天勞作的間隙，野靜人閑，便可遷移郊祠神壇，各方都很方便。
” 皇帝下诏說：“所上奏陳确有明據，但是郊廟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舊式。
” 這以前，魏高祖在代都诏令中書監高闾、太常少卿陸王秀，加上公孫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樂器，以及八音之器。
後來，公孫崇任太樂令，上書奏請尚書仆射高肇，一起辦理此事。
魏世宗下诏讓劉芳一起處理。
劉芳上表認為禮樂之事關系重大，不能馬上下決斷，如不廣泛招延公卿大臣，廣泛聚集大儒宿彥，讨論得失，研究是非，就會無法讓它垂之萬世，成為不朽的法式。
所陳得到采納，數旬之内，朝臣頻繁讨論三次。
在那時，朝中官員都覺得公孫崇既然專門管理此事已有很長時間，不應該有什麼乖異謬妄的地方，讨論時大家各各默然無話可說。
劉芳于是探引經書，搜尋舊文，共相質難，所說都有明确的根據，認為樂器盈縮尺度都與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範式。
公孫崇雖然也有一些應答，而往往答非所問，終而無法自圓其說。
尚書把這些情況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劉芳另外繼續考索典制，從此以後學者更加崇敬他了。
劉芳以社稷壇上無樹，又上疏說：“依照《合朔儀注》：‘日有變化，用朱絲結繩，以之繞系社樹三周。
’而今連社樹都沒有。
又《周禮·司徒職》雲：‘設立社稷之牆，而樹之以田主，各種上社廟所宜種的樹木。
’鄭玄注說：‘所宜種的樹木，指像松柏栗樹之類。
’這是一證。
又《小司徒·封人職》說：‘掌設君王的社牆，确立邊界封土而種樹。
’鄭玄注說：‘不說稷，因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
’這是二證。
又《論語》曰：‘哀公找宰我問社廟之事，宰我說：夏後氏種松，殷人種柏，周人種栗。
’這是根據土地情況而決定的。
這是三證。
又《白虎通》說：‘社稷所以有樹，是什麼原因呢？還是尊崇它的标志。
也為的是讓老百姓看到就産生敬仰之意，又是為了表彰其功。
’案此是正面解釋所以有樹的意義，而不是說有還是沒有樹。
這是四證。
這裡說‘社稷所以有樹的原因’，這樣，稷廟中有樹也應很明确了。
又《五經通義》說：‘天子太社、王社，諸侯的國社、侯社，制度怎樣？曰：社都隻有垣牆而沒有屋宇，在其中植樹，可種木的是因為有土，主土生萬物，萬物之中沒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種樹。
’這是第五證。
這是最為合适的說明社中有樹的意旨了。
又《五經要義》說‘社廟中必定種上樹木’。
《周禮·司徒職》說：‘分社而種樹，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長的樹木。
’《尚書逸篇》說：‘太社種松，東社種柏，南社種梓，西社種栗，北社種槐。
’這是第六證。
這又是太社及四方種樹有區别的明據。
臣又見到諸家《禮圖》，社稷圖都畫上了樹木，隻有誡社、戒稷沒有樹。
這是第七證。
為臣雖然辨社稷中有樹種植的依據，還沒有确定所種植的樹種。
查《論語》稱‘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見世代不同。
而《尚書·逸篇》則說‘太社種松，東社種柏，南社種梓，西社種栗，北社種槐’，像這樣，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種樹種也各不相同。
愚見認為應該種植松樹。
為什麼這樣說呢？《逸書》說‘太社惟松’，今天種植松樹，不怕失于禮制。
隻有稷壇所種樹種沒有現成根據，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會離了松樹。
”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劉芳沉雅方正，氣度甚高，精通經傳，魏高祖尤其器重禮敬他，動不動就咨詢于他。
太子元恂在東宮的時候，魏高祖想為他娶劉芳的女兒，劉芳以其女年齡相貌不合适推辭了，魏高祖歎服他的謙虛謹慎，改敕劉芳推舉其宗族中的姑娘，劉芳推舉了其族子劉長文的女兒。
高祖于是為元恂娶了過來，與鄭碅女兒相對為左右妻室。
崔光對劉芳有師長之敬，遇事必去詢問。
劉芳撰鄭玄所注的《周官·儀禮音》、幹寶所注的《周官音》、王肅所注的《尚書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範甯所注的《谷梁音》、韋昭所注的《國語音》、範晔《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崔光上表請求讓劉芳取代自己任中書監的官職，世宗不同意。
延昌二年(513)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帝下诏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将軍、徐州刺史，谥稱文貞。
’這是靈星的祭祀在天下衆縣的明據。
周公廟所以别設在洛陽，是因為姬旦創成洛邑，所以傳祭洛陽，崇祠不絕，以彰明其功勞。
伯夷、叔齊的祠廟，也世世代代為洛陽界内的神祠。
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擔心會與其本意相違。
天下祭祀錯位的事情很多，都應該歸應屬的部門郡縣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請。
為臣竊以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廟神祗，自有其常限，不應該臨時随意斟酌，如果随便亂來，則不免會婬侵祠祭常規。
二祠在太常，在洛陽，對于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然而具體做起來就應審其根本。
“為臣以庸懶卑陋，謬妄忝居今天的職位，為臣考索經典，博采群議，既無别樣說法，可以說大緻可以此為據。
而今年冬天勞作的間隙，野靜人閑，便可遷移郊祠神壇，各方都很方便。
” 皇帝下诏說：“所上奏陳确有明據，但是郊廟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舊式。
” 這以前，魏高祖在代都诏令中書監高闾、太常少卿陸王秀，加上公孫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樂器，以及八音之器。
後來，公孫崇任太樂令，上書奏請尚書仆射高肇，一起辦理此事。
魏世宗下诏讓劉芳一起處理。
劉芳上表認為禮樂之事關系重大，不能馬上下決斷，如不廣泛招延公卿大臣，廣泛聚集大儒宿彥，讨論得失，研究是非，就會無法讓它垂之萬世，成為不朽的法式。
所陳得到采納，數旬之内，朝臣頻繁讨論三次。
在那時，朝中官員都覺得公孫崇既然專門管理此事已有很長時間，不應該有什麼乖異謬妄的地方，讨論時大家各各默然無話可說。
劉芳于是探引經書，搜尋舊文，共相質難，所說都有明确的根據，認為樂器盈縮尺度都與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範式。
公孫崇雖然也有一些應答，而往往答非所問，終而無法自圓其說。
尚書把這些情況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劉芳另外繼續考索典制，從此以後學者更加崇敬他了。
劉芳以社稷壇上無樹，又上疏說：“依照《合朔儀注》：‘日有變化，用朱絲結繩，以之繞系社樹三周。
’而今連社樹都沒有。
又《周禮·司徒職》雲：‘設立社稷之牆，而樹之以田主，各種上社廟所宜種的樹木。
’鄭玄注說：‘所宜種的樹木，指像松柏栗樹之類。
’這是一證。
又《小司徒·封人職》說：‘掌設君王的社牆，确立邊界封土而種樹。
’鄭玄注說：‘不說稷，因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
’這是二證。
又《論語》曰：‘哀公找宰我問社廟之事，宰我說：夏後氏種松，殷人種柏，周人種栗。
’這是根據土地情況而決定的。
這是三證。
又《白虎通》說：‘社稷所以有樹，是什麼原因呢？還是尊崇它的标志。
也為的是讓老百姓看到就産生敬仰之意，又是為了表彰其功。
’案此是正面解釋所以有樹的意義，而不是說有還是沒有樹。
這是四證。
這裡說‘社稷所以有樹的原因’，這樣，稷廟中有樹也應很明确了。
又《五經通義》說：‘天子太社、王社，諸侯的國社、侯社，制度怎樣？曰：社都隻有垣牆而沒有屋宇，在其中植樹，可種木的是因為有土，主土生萬物，萬物之中沒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種樹。
’這是第五證。
這是最為合适的說明社中有樹的意旨了。
又《五經要義》說‘社廟中必定種上樹木’。
《周禮·司徒職》說：‘分社而種樹，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長的樹木。
’《尚書逸篇》說：‘太社種松，東社種柏，南社種梓，西社種栗，北社種槐。
’這是第六證。
這又是太社及四方種樹有區别的明據。
臣又見到諸家《禮圖》，社稷圖都畫上了樹木，隻有誡社、戒稷沒有樹。
這是第七證。
為臣雖然辨社稷中有樹種植的依據，還沒有确定所種植的樹種。
查《論語》稱‘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見世代不同。
而《尚書·逸篇》則說‘太社種松，東社種柏，南社種梓，西社種栗，北社種槐’，像這樣，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種樹種也各不相同。
愚見認為應該種植松樹。
為什麼這樣說呢？《逸書》說‘太社惟松’，今天種植松樹，不怕失于禮制。
隻有稷壇所種樹種沒有現成根據，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會離了松樹。
”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劉芳沉雅方正，氣度甚高，精通經傳，魏高祖尤其器重禮敬他，動不動就咨詢于他。
太子元恂在東宮的時候，魏高祖想為他娶劉芳的女兒，劉芳以其女年齡相貌不合适推辭了，魏高祖歎服他的謙虛謹慎，改敕劉芳推舉其宗族中的姑娘，劉芳推舉了其族子劉長文的女兒。
高祖于是為元恂娶了過來，與鄭碅女兒相對為左右妻室。
崔光對劉芳有師長之敬，遇事必去詢問。
劉芳撰鄭玄所注的《周官·儀禮音》、幹寶所注的《周官音》、王肅所注的《尚書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範甯所注的《谷梁音》、韋昭所注的《國語音》、範晔《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崔光上表請求讓劉芳取代自己任中書監的官職，世宗不同意。
延昌二年(513)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帝下诏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将軍、徐州刺史，谥稱文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