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傳
關燈
小
中
大
大臣都不以為然。
現在上面為之忙個不停，而讓下邊百姓必須做到，這是第三個不同啊。
古時喪葬必立屍主牌位，按照長幼大小序列，以便讓吊亡者有所憑依來送緻祭食品，現在已埋葬的人，人們隻求其相貌類似者敬如父母，美麗的敬如夫妻，敗風傷俗，擾亂情感禮節，是最大之過呀，上面不禁止，下邊不改正杜絕，這是第四點不同呀。
所以，祭祀是為了确定禮儀，教化天下百姓，所以聖明之君特别重視。
到了爵器盈而不飲，菜肴幹了不吃，音樂不是雅聲不奏，物非正色不陳列。
現在的大會，内外不分，相互混雜，醉酒喧鬧，沒有儀式，又讓一些戲子表演，污辱視聽，朝廷以此習俗為美，而責備風俗不清純，這是第五點不同啊。
現在陛下為王的王，承襲晉末大亂以來的弊俗而不猛烈地糾正改變，來扭正惡習，我擔心天下百姓将永遠不能聽聞禮教了呀。
” 高允這樣說并非一次，高宗從容聽着他的話，有時即使有沖撞之處或者皇帝不想再聽時，就讓左右将他扶出去。
遇有不便當朝說的，高允就請求私下相見。
高宗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後再等待他，對他十分敬重，有時早晨進宮晚上出來，有時幾日在宮裡，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說了什麼。
有的人上書表述這樣做的得失。
高宗看後對群臣說：“君父同一啊，父有對錯，兒子為什麼不于衆人之中做書規勸，使他人知道錯而不在家内隐瞞呀。
這不是因為是父親，恐怕彰惡于外嘛。
現在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公開勸阻，這不是故意宣揚君主之錯而表明自己的正确嗎？像高允這樣的人，才是忠臣啊。
我有對錯，經常正言面論，哪怕是我所不願聽的也要侃侃而言，不加避躲。
我知道自己的過失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規勸，這不是忠直嗎。
你們在我左右，我不曾聽到一句正論，但伺機見我高興時求官乞職。
你們持弓帶刀侍奉我左右，等于是白白站立，卻都做到公、王一職，這個人用筆幫助我匡正錯誤助益國家，官才不過做到一個郎中，你們就不自愧嗎？”于是任命高允為中書令，仍兼著作郎。
司徒陸麗說：“高允雖然蒙受恩寵，但家裡貧窮得像普通百姓，妻兒都無以為生。
”高宗怒道：“怎麼不早說，現在見我用他，才告訴他的貧困之狀！”這天到了高允家中，隻有草屋幾間，布被麻袍，廚房中隻有一點鹽菜。
高宗歎息說：“古時的人有清貧到這樣的嗎？”立即賜給綿帛五百匹，糧食一千斛，拜高允長子高忱為綏遠将軍、長樂太守。
高允多次上表堅決推辭，高宗不答應。
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遊雅等大多已經官至侯爵了，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為郎中二十七年沒有升過官，當時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常讓自己的幾個兒子砍柴采果來自己供養自己。
開始，尚書窦瑾因事被殺，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進縣官衙門，後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
窦瑾的親朋故舊中沒有敢資助的人。
高允可憐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護，六年後，窦遵才得到恩赦。
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
後轉為太常卿，本來的職責仍同過去一樣。
高允上《代都賦》，來規勸皇上，也與《二京賦》相似。
因文字太多，本書就不記載了。
當時中書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論辯名字的貴賤，議論紛紛，高允于是撰《名字論》來解釋其迷惑，有許多考證。
後來又以本官領秘書監，解除太常卿之職，晉爵為梁誠侯，加左将軍。
最初，高允同遊雅以及太原張偉同業友好，遊雅曾評論高允說：“大概喜怒是一生所不可能沒有的。
但以前史書記載卓公為人寬厚持中，文饒度量宏大，偏心的人有的不相信。
我和高允相處四十多年了，沒有見到他有喜怒之色，不得不相信了呀。
高允内文明而外柔弱，說話呐呐似乎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
崔公對我說：‘高允才大學博，是一代名士，所缺乏的是一種矯直剛昂的風節啊。
’我認為有道理。
司徒被處罰，起因是很小的錯失，卻受到了皇帝下令斥責，崔公聲啞股戰而不能說話，宗飲以下更是伏地流汗，面無人色。
惟獨高允陳述事理，解釋是非，辭又清辯，聲音洪亮，明主為此而動容，聽者無不予以稱贊。
仁義惠到同僚親友，因此而能保住身家。
向來所謂正直的人，更能做到這樣嗎？宗愛他有勢力的時候，威名振于四海，曾經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人都望庭中相拜，獨有高允是到階前長揖，由此可以看到，汲長孺可以躺着見衛青，這怎麼能說是抗禮呢？向來所謂風節的人，能夠這麼稱贊他們嗎？知人固然很不容易，但人也不易知道自己，我既然失之在内心，崔浩也外顯漏于形體。
鐘期隻限于聽伯牙之奏樂，管仲也隻有鮑叔最能明其心迹，很少有人能夠這樣啊。
”高允的為人被當時人推崇如此。
高宗敬重高允，通常不呼他的名字，習慣稱之為“令公”。
于是“令公”之号傳遍四方。
高宗去世，顯祖居位時還很幼小不能承擔大業，乙渾專權，圖謀危及國家，文明太後殺了他，召高允到禁宮中參與謀斷大事，又下诏給高允說：“很久以來，學校不建，為日已久，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學子憂歎，又見于今。
朕繼承大位八方安甯，查考舊章，想設置學官于郡國，使進修之業，能有所寄托。
你為儒宗元老，朝庭内外德名遠揚，應當同中書、秘書二省辟員共同參商後奏報。
”高允上表說：“我聽說經綸大業，必須以教養為先導，規範九州也要靠文德來輔其成功。
所以要在祭禮後出奏《周頌》，讓《魯頌》在宴廳上播揚，但從永嘉以來，舊的規章沒有了，鄉間再無雅頌的聲樂，城市杜絕了隆重典禮的制度，道業中斷近一百五十年。
仰想先朝曾準備恢複規章制度，發揚聖賢的思想風尚，因為正值多事之時，未能最終完成。
陛下敬重文明，繼承大業，萬國安甯，風調雨順，申明祖宗的遺志，興盛周禮的絕業，發布德音，振興文教，士民百姓，都深感為幸。
我承受诏命，并會同中書、秘書二省披閱史書，準備制定規章制度，怎麼能不敦促儒者去從事教育之業，敬重學習以堅定這個道理呢。
此诏大義，實與古義相通，當秉遵聖旨，興建學校以正風俗，使先民之道再現于今日；讀書之音，流傳在四海。
請求規定每大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收學生一百人；其餘的郡府，立博士二人，助數二人，收學生六十人，最次的郡府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收學生四十人。
博士應是博通各種經典，世代忠貞清白能為人師的人，年齡當在四十以上。
助教選拔也和博士同，年齡限在三十歲以上。
如果學業早已有成，有才能任教授者，就不限年齡，學生要收郡府中品行清廉，素有名望，可以遵循名數的人，先從高門望族中挑選，再往下延推至其他人家。
”顯祖聽從了他的意見。
郡府成立學校，就是從此開始的。
後來高允因年老多病，屢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
皇帝不許，于是寫下告老詩，又因過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将盡，感懷故去之人，做《征士頌》，大約限于應命的人，如果有征召命令而沒到者，則付諸缺如。
群賢之行，叙述主要梗概。
現列于下面： “中書侍郎、固安伯範陽人盧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綽，字茂祖 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人燕崇，字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人常陟，字公山 征獻大将軍從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商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人許堪，字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人杜铨，字士衡 征西大将軍從事中郎京兆人書韋阆，字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人李诜，字令孫 太常博士、钜鹿公趙郡人李靈，字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人李遐，字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張偉，字仲業 輔國大将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邁 征東大将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侃，字士倫 東郡太守、
現在上面為之忙個不停，而讓下邊百姓必須做到，這是第三個不同啊。
古時喪葬必立屍主牌位，按照長幼大小序列，以便讓吊亡者有所憑依來送緻祭食品，現在已埋葬的人，人們隻求其相貌類似者敬如父母，美麗的敬如夫妻，敗風傷俗，擾亂情感禮節，是最大之過呀，上面不禁止，下邊不改正杜絕，這是第四點不同呀。
所以，祭祀是為了确定禮儀，教化天下百姓，所以聖明之君特别重視。
到了爵器盈而不飲，菜肴幹了不吃，音樂不是雅聲不奏，物非正色不陳列。
現在的大會，内外不分，相互混雜，醉酒喧鬧，沒有儀式，又讓一些戲子表演，污辱視聽，朝廷以此習俗為美，而責備風俗不清純，這是第五點不同啊。
現在陛下為王的王，承襲晉末大亂以來的弊俗而不猛烈地糾正改變，來扭正惡習，我擔心天下百姓将永遠不能聽聞禮教了呀。
” 高允這樣說并非一次，高宗從容聽着他的話，有時即使有沖撞之處或者皇帝不想再聽時，就讓左右将他扶出去。
遇有不便當朝說的，高允就請求私下相見。
高宗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後再等待他，對他十分敬重，有時早晨進宮晚上出來，有時幾日在宮裡，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說了什麼。
有的人上書表述這樣做的得失。
高宗看後對群臣說：“君父同一啊，父有對錯，兒子為什麼不于衆人之中做書規勸，使他人知道錯而不在家内隐瞞呀。
這不是因為是父親，恐怕彰惡于外嘛。
現在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公開勸阻，這不是故意宣揚君主之錯而表明自己的正确嗎？像高允這樣的人，才是忠臣啊。
我有對錯，經常正言面論，哪怕是我所不願聽的也要侃侃而言，不加避躲。
我知道自己的過失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規勸，這不是忠直嗎。
你們在我左右，我不曾聽到一句正論，但伺機見我高興時求官乞職。
你們持弓帶刀侍奉我左右，等于是白白站立，卻都做到公、王一職，這個人用筆幫助我匡正錯誤助益國家，官才不過做到一個郎中，你們就不自愧嗎？”于是任命高允為中書令，仍兼著作郎。
司徒陸麗說：“高允雖然蒙受恩寵，但家裡貧窮得像普通百姓，妻兒都無以為生。
”高宗怒道：“怎麼不早說，現在見我用他，才告訴他的貧困之狀！”這天到了高允家中，隻有草屋幾間，布被麻袍，廚房中隻有一點鹽菜。
高宗歎息說：“古時的人有清貧到這樣的嗎？”立即賜給綿帛五百匹，糧食一千斛，拜高允長子高忱為綏遠将軍、長樂太守。
高允多次上表堅決推辭，高宗不答應。
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遊雅等大多已經官至侯爵了，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為郎中二十七年沒有升過官，當時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常讓自己的幾個兒子砍柴采果來自己供養自己。
開始，尚書窦瑾因事被殺，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進縣官衙門，後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
窦瑾的親朋故舊中沒有敢資助的人。
高允可憐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護，六年後，窦遵才得到恩赦。
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
後轉為太常卿，本來的職責仍同過去一樣。
高允上《代都賦》，來規勸皇上，也與《二京賦》相似。
因文字太多，本書就不記載了。
當時中書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論辯名字的貴賤，議論紛紛，高允于是撰《名字論》來解釋其迷惑，有許多考證。
後來又以本官領秘書監，解除太常卿之職，晉爵為梁誠侯，加左将軍。
最初，高允同遊雅以及太原張偉同業友好，遊雅曾評論高允說：“大概喜怒是一生所不可能沒有的。
但以前史書記載卓公為人寬厚持中，文饒度量宏大，偏心的人有的不相信。
我和高允相處四十多年了，沒有見到他有喜怒之色，不得不相信了呀。
高允内文明而外柔弱，說話呐呐似乎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
崔公對我說：‘高允才大學博，是一代名士，所缺乏的是一種矯直剛昂的風節啊。
’我認為有道理。
司徒被處罰，起因是很小的錯失，卻受到了皇帝下令斥責，崔公聲啞股戰而不能說話，宗飲以下更是伏地流汗，面無人色。
惟獨高允陳述事理，解釋是非，辭又清辯，聲音洪亮，明主為此而動容，聽者無不予以稱贊。
仁義惠到同僚親友，因此而能保住身家。
向來所謂正直的人，更能做到這樣嗎？宗愛他有勢力的時候，威名振于四海，曾經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人都望庭中相拜，獨有高允是到階前長揖，由此可以看到，汲長孺可以躺着見衛青，這怎麼能說是抗禮呢？向來所謂風節的人，能夠這麼稱贊他們嗎？知人固然很不容易，但人也不易知道自己，我既然失之在内心，崔浩也外顯漏于形體。
鐘期隻限于聽伯牙之奏樂，管仲也隻有鮑叔最能明其心迹，很少有人能夠這樣啊。
”高允的為人被當時人推崇如此。
高宗敬重高允，通常不呼他的名字，習慣稱之為“令公”。
于是“令公”之号傳遍四方。
高宗去世，顯祖居位時還很幼小不能承擔大業，乙渾專權，圖謀危及國家，文明太後殺了他，召高允到禁宮中參與謀斷大事，又下诏給高允說：“很久以來，學校不建，為日已久，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學子憂歎，又見于今。
朕繼承大位八方安甯，查考舊章，想設置學官于郡國，使進修之業，能有所寄托。
你為儒宗元老，朝庭内外德名遠揚，應當同中書、秘書二省辟員共同參商後奏報。
”高允上表說：“我聽說經綸大業，必須以教養為先導，規範九州也要靠文德來輔其成功。
所以要在祭禮後出奏《周頌》，讓《魯頌》在宴廳上播揚，但從永嘉以來，舊的規章沒有了，鄉間再無雅頌的聲樂，城市杜絕了隆重典禮的制度，道業中斷近一百五十年。
仰想先朝曾準備恢複規章制度，發揚聖賢的思想風尚，因為正值多事之時，未能最終完成。
陛下敬重文明，繼承大業，萬國安甯，風調雨順，申明祖宗的遺志，興盛周禮的絕業，發布德音，振興文教，士民百姓，都深感為幸。
我承受诏命，并會同中書、秘書二省披閱史書，準備制定規章制度，怎麼能不敦促儒者去從事教育之業，敬重學習以堅定這個道理呢。
此诏大義，實與古義相通，當秉遵聖旨，興建學校以正風俗，使先民之道再現于今日；讀書之音，流傳在四海。
請求規定每大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收學生一百人；其餘的郡府，立博士二人，助數二人，收學生六十人，最次的郡府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收學生四十人。
博士應是博通各種經典，世代忠貞清白能為人師的人，年齡當在四十以上。
助教選拔也和博士同，年齡限在三十歲以上。
如果學業早已有成，有才能任教授者，就不限年齡，學生要收郡府中品行清廉，素有名望，可以遵循名數的人，先從高門望族中挑選，再往下延推至其他人家。
”顯祖聽從了他的意見。
郡府成立學校，就是從此開始的。
後來高允因年老多病，屢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
皇帝不許，于是寫下告老詩，又因過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将盡，感懷故去之人，做《征士頌》，大約限于應命的人，如果有征召命令而沒到者，則付諸缺如。
群賢之行，叙述主要梗概。
現列于下面： “中書侍郎、固安伯範陽人盧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綽，字茂祖 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人燕崇，字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人常陟，字公山 征獻大将軍從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商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人許堪，字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人杜铨，字士衡 征西大将軍從事中郎京兆人書韋阆，字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人李诜，字令孫 太常博士、钜鹿公趙郡人李靈，字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人李遐，字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張偉，字仲業 輔國大将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邁 征東大将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侃，字士倫 東郡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