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 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創辦并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

    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

    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贊助！《生活》周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贊助”所造成的搖籃裡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裡，在幾盞懸挂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面，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

    在那樣靜寂的夜裡，就好像全世界上隻有着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念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系着，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着！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于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面也很努力。

    徐先生是偏重于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面也很重要。

    在編輯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面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于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

    我的工作當然偏重于編輯和著述方面。

    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随便付排。

    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

    每期校樣要看三次。

    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

    講到這裡，我還要附帶謝謝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