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 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時承印我們這個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裡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

    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内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

    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

    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

    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複的必要。

    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複；直接寄去的答複，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

    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隻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

    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也是來不及的。

    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着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但是《生活》周刊的發展是随着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面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

    《生活》周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面：一方面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面是廣告費的收入随着銷數的增加而增加。

    我們既沒有什麼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面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為我們是要量入為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盡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麼“老闆”在後面剝削我們。

    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

    當時《生活》周刊還在職教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隻是雇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教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作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