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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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做了魏國大官。
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
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
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
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
國家民族要成功，曆史也要成功，可是曆史上确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
如西方曆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侖，都不曾成功。
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
不隻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于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
這等人何該學。
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
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侖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布，形成了巴黎市區。
另一部分，以拿破侖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侖。
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侖還是他們的第一号人物。
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侖，失敗顯然放在面前。
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複活。
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隻是旁邊一個小建築。
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于人物完成之一證。
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
隻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
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着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着王權時代，國會代表着民權時代，三個建築并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
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裡，究已是第二等。
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并未失敗。
即如南宋嶽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複興，然而嶽飛失敗了。
但嶽飛隻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
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國曆史的大失敗。
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于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
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
從整個曆史論，他是成功了。
所以我們說曆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曆史人物之分别。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于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條件上。
嶽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嶽飛本身之内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
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條件，使嶽飛失敗。
而嶽飛個人之内在條件，則使嶽飛成功了。
成功的乃是嶽飛這個人。
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嶽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
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
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
他的内在條件并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曆史上，對将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
單隻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
因曆史一定要變。
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
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隻表現在事上。
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
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曆史。
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裡，我們将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
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曆史自然也斷了。
所以我們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隻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
西方人能在曆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
耶稣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稣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
到今天，信耶稣教也好，不信耶稣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稣之偉大和他的成功。
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
他說他死了要複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複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嶽飛的風波亭精神，嶽飛是複活了。
到今天，嶽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了解嶽飛，嶽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
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隻要我有内在條件便得。
若說不要内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
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
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隻講内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
上帝隻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稣。
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好學是他的内在條件。
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
但隻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内在的。
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
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
再加上一切内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
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
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
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内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
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内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
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曆史，還是和中國曆史一般。
耶稣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稣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裡，不在他考慮之列。
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稣便無奈何他們。
所以耶稣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
"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
到今天，世界隻有信耶稣的人，更沒有了耶稣，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
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沒有這回事。
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争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争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
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
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
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内。
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處，隻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
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
如此來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
在政治上，在曆史上層，孔子等于無所表現。
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
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
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
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
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隻得講他這個人。
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
因此我來講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
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
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
但讀者不要認為我隻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
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内面看。
我認為中國曆史上人物，大體說隻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
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争論，此刻且不講。
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
我們看曆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曆史人物的，大體說來隻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
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侖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
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
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
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并不像說聖人。
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
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
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
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
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曆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
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
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
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
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
聖賢就是一個豪傑，隻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
我在下面将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别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别，簡單地講，隻在其表現上。
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
這個世界在他手裡，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
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
使此道明揚于世。
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
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征、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
因外在條件配得上。
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
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
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
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
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
人總得要有一股氣。
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
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
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隻是其志。
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隻恨外面條件不夠。
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
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
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
隻在聖人身上，比較不着痕迹。
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随時随地随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
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
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
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
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
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
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
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
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
國家民族要成功，曆史也要成功，可是曆史上确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
如西方曆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侖，都不曾成功。
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
不隻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于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
這等人何該學。
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
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侖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布，形成了巴黎市區。
另一部分，以拿破侖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侖。
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侖還是他們的第一号人物。
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侖，失敗顯然放在面前。
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複活。
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隻是旁邊一個小建築。
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于人物完成之一證。
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
隻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
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着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着王權時代，國會代表着民權時代，三個建築并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
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裡，究已是第二等。
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并未失敗。
即如南宋嶽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複興，然而嶽飛失敗了。
但嶽飛隻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
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國曆史的大失敗。
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于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
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
從整個曆史論，他是成功了。
所以我們說曆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曆史人物之分别。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于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條件上。
嶽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嶽飛本身之内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
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條件，使嶽飛失敗。
而嶽飛個人之内在條件，則使嶽飛成功了。
成功的乃是嶽飛這個人。
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嶽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
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
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
他的内在條件并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曆史上，對将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
單隻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
因曆史一定要變。
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
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隻表現在事上。
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
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曆史。
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裡，我們将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
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曆史自然也斷了。
所以我們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隻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
西方人能在曆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
耶稣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稣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
到今天，信耶稣教也好，不信耶稣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稣之偉大和他的成功。
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
他說他死了要複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複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嶽飛的風波亭精神，嶽飛是複活了。
到今天，嶽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了解嶽飛，嶽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
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隻要我有内在條件便得。
若說不要内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
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
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隻講内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
上帝隻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稣。
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好學是他的内在條件。
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
但隻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内在的。
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
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
再加上一切内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
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
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
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内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
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内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
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曆史，還是和中國曆史一般。
耶稣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稣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裡，不在他考慮之列。
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稣便無奈何他們。
所以耶稣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
"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
到今天，世界隻有信耶稣的人，更沒有了耶稣，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
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沒有這回事。
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争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争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
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
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
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内。
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處，隻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
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
如此來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
在政治上，在曆史上層，孔子等于無所表現。
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
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
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
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
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隻得講他這個人。
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
因此我來講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
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
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
但讀者不要認為我隻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
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内面看。
我認為中國曆史上人物，大體說隻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
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争論，此刻且不講。
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
我們看曆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曆史人物的，大體說來隻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
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侖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
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
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
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并不像說聖人。
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
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
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
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
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曆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
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
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
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
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
聖賢就是一個豪傑，隻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
我在下面将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别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别，簡單地講，隻在其表現上。
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
這個世界在他手裡，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
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
使此道明揚于世。
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
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征、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
因外在條件配得上。
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
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
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
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
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
人總得要有一股氣。
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
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
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隻是其志。
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隻恨外面條件不夠。
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
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
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
隻在聖人身上，比較不着痕迹。
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随時随地随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
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
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
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
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