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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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文化定要講曆史，曆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
曆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
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
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
因此，西方曆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
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
一翻開，隻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
如讀《史記》，漢代開國，隻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
《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隻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
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曆史，都重事，不重人。
如講楚、漢戰争，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隻以事為主。
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曆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曆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系上面去。
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曆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
"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别類，注意都在事上。
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
制度總是要變，并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
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随時而變。
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
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
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
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
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标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
此刻把曆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曆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
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
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講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曆史人物。
要來維持曆史，複興曆史，創造曆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曆史人物，當然要講曆史。
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随而來的。
時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
中國人一向看曆史總要變，故說世運。
曆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态下。
我們把曆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别，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
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
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
曆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
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曆史一治一亂，西方曆史，治了不再亂。
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
如何使中國曆史也能治了不再亂。
但我後來讀了曆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
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
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
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國。
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隻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
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顔色。
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
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
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隻在國家偏安局面内生活。
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曆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并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并不然。
但也隻能看中國史。
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隻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
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隻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
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
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
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曆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
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
而所謂人物，起于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
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
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
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曆史。
由亂返治，由衰轉盛。
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
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
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複興，也是問題。
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
然而從曆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
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
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于堯舜"。
此論人，不論事。
乃論身後，不論生前。
孔子對曆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曆史人物，戰國要占第一位。
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隻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
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
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
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
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
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将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
鄭玄死在東漢末年。
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
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
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曆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
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
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
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
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
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
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
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
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
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
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
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疊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
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
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
元代隻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
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
唐代興國，一切規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
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裡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
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隻是照中國曆史講，西方曆史似乎并不然。
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曆史有上層，有下層。
我們當知，曆史不是一平面。
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
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
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
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
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
我們講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
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
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曆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
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
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曆史。
但孔子在《左傳》裡不占地位。
《左傳》裡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贊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産，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
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産。
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
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産之在鄭。
若論人物價值，子産并不定差于管仲。
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
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
但《左傳》裡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顔淵。
顔淵雖不見于《左傳》，對将來中國曆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
孔子、顔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産。
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産是一個時代人物。
曆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
但時代變了，曆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曆史是如此。
所以我們講曆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着重其底層下面的。
我們講《左傳》，不要隻知道有管仲、子産，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顔淵。
隻是孔子、顔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曆史記載。
若把整部中國曆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
而顔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并不比管仲、子産弱了。
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隻就狹義來講。
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曆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
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隻是曆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
但在中國曆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
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
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
即如曹操，那是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隻是些反影響，反作用。
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
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曆史人物，袁世凱隻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
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
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甯為第一人。
管甯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
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甯，無論如何要他回來。
管甯不得已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
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
曹操派人到他家裡去察看，回來把管甯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曆史上。
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
"管甯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
回來，管甯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
"後來華
曆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
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
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
因此，西方曆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
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
一翻開，隻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
如讀《史記》，漢代開國，隻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
《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隻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
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曆史，都重事，不重人。
如講楚、漢戰争，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隻以事為主。
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曆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曆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系上面去。
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曆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
"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别類，注意都在事上。
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
制度總是要變，并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
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随時而變。
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
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
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
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
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标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
此刻把曆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曆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
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
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講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曆史人物。
要來維持曆史，複興曆史，創造曆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曆史人物，當然要講曆史。
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随而來的。
時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
中國人一向看曆史總要變，故說世運。
曆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态下。
我們把曆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别，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
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
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
曆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
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曆史一治一亂，西方曆史，治了不再亂。
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
如何使中國曆史也能治了不再亂。
但我後來讀了曆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
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
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
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國。
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隻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
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顔色。
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
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
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隻在國家偏安局面内生活。
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曆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并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并不然。
但也隻能看中國史。
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隻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
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隻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
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
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
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曆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
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
而所謂人物，起于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
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
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
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曆史。
由亂返治，由衰轉盛。
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
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
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複興，也是問題。
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
然而從曆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
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
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于堯舜"。
此論人，不論事。
乃論身後，不論生前。
孔子對曆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曆史人物，戰國要占第一位。
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隻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
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
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
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
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
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将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
鄭玄死在東漢末年。
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
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
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曆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
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
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
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
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
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
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
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
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
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
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
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疊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
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
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
元代隻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
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
唐代興國，一切規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
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裡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
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隻是照中國曆史講，西方曆史似乎并不然。
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曆史有上層，有下層。
我們當知，曆史不是一平面。
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
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
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
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
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
我們講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
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
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曆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
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
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曆史。
但孔子在《左傳》裡不占地位。
《左傳》裡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贊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産，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
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産。
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
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産之在鄭。
若論人物價值，子産并不定差于管仲。
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
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
但《左傳》裡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顔淵。
顔淵雖不見于《左傳》，對将來中國曆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
孔子、顔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産。
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産是一個時代人物。
曆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
但時代變了，曆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曆史是如此。
所以我們講曆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着重其底層下面的。
我們講《左傳》，不要隻知道有管仲、子産，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顔淵。
隻是孔子、顔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曆史記載。
若把整部中國曆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
而顔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并不比管仲、子産弱了。
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隻就狹義來講。
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曆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
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隻是曆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
但在中國曆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
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
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
即如曹操，那是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隻是些反影響，反作用。
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
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曆史人物，袁世凱隻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
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
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甯為第一人。
管甯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
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甯，無論如何要他回來。
管甯不得已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
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
曹操派人到他家裡去察看，回來把管甯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曆史上。
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
"管甯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
回來，管甯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
"後來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