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于此我們不得不推尊孫中山先生，隻有他能高瞻遠矚，他的五權憲法，正也恰合于西方人采用中國制度半截的辦法，他也想在中國自己傳統制度下采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一枝半截。

    但他的理論之精深博大，至今未為國人所注意，所了解。

    此層并不專限在考試制度之一項目上。

    若不明了孫先生五權憲法之精意所在，單單再來添進一考試制度，依然是要有名無實，難生大效。

     中西考試制度，在方法上，複有一至要之歧點。

    西方考試隻重專家，隻如漢代辟召奇才異能之例。

    至于政治人才，則貴有通識，尤勝于其專長。

    此等人才，西方則在國會中培養。

    中國傳統考試着重在通識，不在專長。

    中國科學不發達，考試制度亦預有關系。

    如在金、元統治時期，異族君臨，政權不開放，考試制度松弛，有名無實。

    但中國社會其他各專門學術技能，如醫藥、天算、水利、工程、藝術、制造諸項，反而有起色。

    此後中國考試制度，自應在錄取專長方面，積極注意。

    然如何培植政治通才，此事依然重要。

    即如明、清兩代之翰林院制度，即在此方面頗著績效。

    可見每一制度，其背後必有一段精神貫注，必有極深微的用心所在，哪裡是随便抄襲，即能發生作用？ 這裡更有一種重要關鍵。

    我常說西方民主政治重選舉，是偏于人治精神的，一切政制均可随大衆意見而轉移，政府須常常受民衆監督，這非人治精神而何？中國傳統政治，重考試制度，是偏于法治精神的，政府一切用人，全憑客觀标準，公開競選，再憑客觀标準，按例铨叙，中國人想把整個政府，納入一種法度規範之内，如是則便可減輕人治分量。

    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及其權能分職之理論，正是無意中走上了中國政治傳統精神之老路。

    其實人治法治，亦各有長短，各有得失。

    大抵小國宜人治，大國宜法治。

    即以英、美兩國言，英國制度偏多人治意味，美國則偏多法治意昧。

    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