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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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考試内容，均重經義，而又以朱子一家言為準。
因詩賦隻論工拙，較近客觀，經義要講是非，是非轉無标準，不得不擇定一家言，以為是非之準則。
既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則錄取标準又難定。
于是于《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
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
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見技巧，乃可評工拙，乃可有客觀取舍之标準，此亦一種不得已。
至于八股流害，晚明人早已痛切論之。
顧亭林至謂："八股之害，等于焚書，其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坑。
"然清代仍沿襲不改。
但若謂政府有意用八股文來斲喪人才，此則系屬晚清衰世如龔定庵等之過激偏言。
治史貴能平心持論，深文周納，于古人無所傷，而于當世學術人心，則流弊實大。
若論經義禍始，應追溯到王荊公。
然荊公用意實甚正大，即此一端，可見評論一項制度之利弊得失，求能公允，其事極難。
而創制立法，更須謹慎。
又貴後人随時糾補。
制度既難十全十美，更不當長期泥守。
此非有一番精力，不能貫注。
否則三千年前出一周公，制禮作樂，後人盡可墨守，何須再有新的政治家？ 明初開國，亦頗曾注意整頓學校，然終是官學衰，私學盛。
私家講學，自不免有時與政府相沖突。
張居正為相，嚴刻壓制，此乃張居正不識大體。
此後東林講學，激成黨禍，人才凋落，國運亦盡。
政府專仗考試取士，而與學校書院為敵，安得不敗。
然明代亦尚有較好之新制度，可與考試制度配合，即為進士入翰林制，明、清兩代都從此制下培養出不少人才。
學校培養人才，在應考之前。
翰林院培養人才，則在應考及第之後。
此制值得一追溯。
在中國曆史上，政府常有一派學宮，（此學官二字，并非指如後代之教谕訓導而言。
）專掌學術圖籍，不問實際行政，而政府對此項學官，亦能尊重其自由之地位，僅從旁扶植，不直接幹預。
此在春秋時有史官。
戰國以下，私家講學大興，政府網羅在野學者，設博士官。
秦代博士官，其實略如唐初之翰林院，雜流并彙，政府普加供養，并不攙入政府之态度與意見，來抑此而伸彼。
李斯焚書，始對博士官加以一番澄清淘汰。
及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政
因詩賦隻論工拙，較近客觀，經義要講是非，是非轉無标準，不得不擇定一家言，以為是非之準則。
既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則錄取标準又難定。
于是于《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
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
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見技巧，乃可評工拙，乃可有客觀取舍之标準，此亦一種不得已。
至于八股流害，晚明人早已痛切論之。
顧亭林至謂："八股之害，等于焚書，其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坑。
"然清代仍沿襲不改。
但若謂政府有意用八股文來斲喪人才，此則系屬晚清衰世如龔定庵等之過激偏言。
治史貴能平心持論，深文周納，于古人無所傷，而于當世學術人心，則流弊實大。
若論經義禍始，應追溯到王荊公。
然荊公用意實甚正大，即此一端，可見評論一項制度之利弊得失，求能公允，其事極難。
而創制立法，更須謹慎。
又貴後人随時糾補。
制度既難十全十美，更不當長期泥守。
此非有一番精力，不能貫注。
否則三千年前出一周公，制禮作樂，後人盡可墨守，何須再有新的政治家？ 明初開國，亦頗曾注意整頓學校，然終是官學衰，私學盛。
私家講學，自不免有時與政府相沖突。
張居正為相，嚴刻壓制，此乃張居正不識大體。
此後東林講學，激成黨禍，人才凋落，國運亦盡。
政府專仗考試取士，而與學校書院為敵，安得不敗。
然明代亦尚有較好之新制度，可與考試制度配合，即為進士入翰林制，明、清兩代都從此制下培養出不少人才。
學校培養人才，在應考之前。
翰林院培養人才，則在應考及第之後。
此制值得一追溯。
在中國曆史上，政府常有一派學宮，（此學官二字，并非指如後代之教谕訓導而言。
）專掌學術圖籍，不問實際行政，而政府對此項學官，亦能尊重其自由之地位，僅從旁扶植，不直接幹預。
此在春秋時有史官。
戰國以下，私家講學大興，政府網羅在野學者，設博士官。
秦代博士官，其實略如唐初之翰林院，雜流并彙，政府普加供養，并不攙入政府之态度與意見，來抑此而伸彼。
李斯焚書，始對博士官加以一番澄清淘汰。
及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