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關燈
小
中
大
乾嘉經學諸儒，分吳、皖兩派。
然吳派不限于吳，皖派不限于皖。
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師，終老不歸。
吳派又分有常州派，諸儒蹤迹，更遍國内。
而皖派亦分有揚州派，如阮元，仕宦所曆更廣。
湘鄉曾氏，上承桐城，倡為古文，稱湘鄉派。
其四大弟子張、吳、黎、薛，亦見為全國性，非地域性。
道鹹以下，如廣東陳沣，以一舉人北上京師應進士試，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
晚年講學于粵，其人則顯屬全國性，非以粵為限。
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講學于粵，亦不以浙為限。
粵學有康有為，浙學有章炳麟，皆足迹遍海内外。
有為旅死在外，炳麟終老于吳，此兩人或粵或浙，而生平遊蹤，皆不限于粵浙。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亦粵人，足迹亦遍海内外，老死北平，未歸其故裡。
同時有王國維，浙人，足迹亦遍海内外，亦死于北平，未歸其故裡。
凡此皆不失中國士之舊傳統。
其人皆全國性，即古人所謂天下士。
不僅讀萬卷書，亦必行萬裡路。
則其為學必屬通學，即人本位之學，而非分門别類如西方專家之學，亦其宜矣。
今國人則謂農業社會安土重遷，老死故鄉。
必進入工商社會後，其人乃脫離農村，進入都市，始有活動性。
不知中國傳統于農村社會工商社會外，乃有士社會。
其活動性，則遠超于工商社會，乃自古已然。
孔子以下曆代士人，其生平行蹤見于史籍，及其本人之詩文集中者，明證可稽，斷非農村性，但亦非工商性。
可謂之乃人文性，天下性。
中國人之所謂道，即據自古以來中國士之一倫之行蹤而可見矣。
今國人崇慕西化，每好以中國與西方相拟，如以孔子比希臘之蘇格拉底。
不論其為學，專論其為人。
不論其為人之種種方面，而專論其一生之行蹤。
孔子周遊天下，蘇格拉底則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
則此兩人見聞之廣狹，心胸之寬窄，宜亦即此可推。
如柏拉圖，或足迹亦囿于雅典一市。
而中國先秦諸子，則極少終其身隻拘于一鄉一裡，一城一市之内者。
惟道家如莊周，或不喜遠行，然其賓朋往來如惠施，則終為一天下士。
中國先秦時期，即此一節，已顯與西方古希臘相異。
故中國得成其為一中國，而希臘則終為一希臘。
此亦論中西文化一至堪注目亦極易相比之一節。
羅馬人仗其軍力征服外圍，而建立一地兼歐、亞、非三洲之大帝國。
然羅馬是否有大批學人活動于其帝國疆域之内，則其事難考，其人亦終必甚少。
此則與中國之秦、漢一統又大異其趣矣。
中古封建時期，則更不聞貴族堡壘之内，有所謂知識分子學術專家。
惟有騎士、武士，則豈能與中國之士相比。
不僅不能比之于秦、漢，亦不能比之魏、晉、南北朝時代門第之士。
今人亦稱中國為封建社會，試專就士之一端言，其視西方封建，誠亦如天壤之别矣。
西方繼封建社會後，有意大利半島沿海諸城市之文藝複興。
然亦限于各城市，最多如希臘之雅典，豈能與戰國之臨淄相比。
要之，一為地域性，而一為天下性。
相提并論，豈不确然易知。
西方現代國家之興起，則如中國封建時代之有齊、魯、晉、楚諸邦。
然在中國有其統一性，而在西方則仍隻是地域性。
即以學人論，英國、法國亦互有界限。
其他各地均然。
今國人又好以宋代之朱熹比之西方康德。
不論其為學，不論其為人，專論其生平行蹤之一端，康德限于一城市一學校。
果使朱子亦如康德，固定一鄉一地，終生講學，則其所學所講自宜與朱子當年之所學所講大不同，亦斷可知矣。
今專就英國論，殖民地遍天下，日光所照，莫不有英國之國旗。
即如香港，為英帝國領土已達百年之久。
有一香港大學，其教授主要亦來自英倫。
退休年齡則較英倫本土為早，便于返英國本土後，尚可有活動。
未聞一英國教授終老在港，不返其國者。
而其家人子女，亦均不留港。
如此則英國文化又何能在香港生根。
餘在香港曾交一英國友人林仰山，其父為一傳教士，來中國，林仰山生于中國。
逮其長，返英倫受學。
大學畢業後，仍來中國，侍其父母，為山東濟南齊魯大學教授。
日本東侵，林仰山受拘下獄。
幽囚中，讀書消遣。
餘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即為其獄中所讀書之一部。
餘與初識于香
然吳派不限于吳，皖派不限于皖。
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師，終老不歸。
吳派又分有常州派，諸儒蹤迹，更遍國内。
而皖派亦分有揚州派，如阮元，仕宦所曆更廣。
湘鄉曾氏，上承桐城，倡為古文，稱湘鄉派。
其四大弟子張、吳、黎、薛，亦見為全國性，非地域性。
道鹹以下，如廣東陳沣，以一舉人北上京師應進士試，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
晚年講學于粵，其人則顯屬全國性，非以粵為限。
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講學于粵，亦不以浙為限。
粵學有康有為，浙學有章炳麟，皆足迹遍海内外。
有為旅死在外，炳麟終老于吳，此兩人或粵或浙，而生平遊蹤，皆不限于粵浙。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亦粵人，足迹亦遍海内外，老死北平，未歸其故裡。
同時有王國維，浙人，足迹亦遍海内外，亦死于北平，未歸其故裡。
凡此皆不失中國士之舊傳統。
其人皆全國性，即古人所謂天下士。
不僅讀萬卷書，亦必行萬裡路。
則其為學必屬通學，即人本位之學，而非分門别類如西方專家之學，亦其宜矣。
今國人則謂農業社會安土重遷，老死故鄉。
必進入工商社會後，其人乃脫離農村，進入都市，始有活動性。
不知中國傳統于農村社會工商社會外，乃有士社會。
其活動性，則遠超于工商社會，乃自古已然。
孔子以下曆代士人，其生平行蹤見于史籍，及其本人之詩文集中者，明證可稽，斷非農村性，但亦非工商性。
可謂之乃人文性，天下性。
中國人之所謂道，即據自古以來中國士之一倫之行蹤而可見矣。
今國人崇慕西化，每好以中國與西方相拟，如以孔子比希臘之蘇格拉底。
不論其為學，專論其為人。
不論其為人之種種方面，而專論其一生之行蹤。
孔子周遊天下，蘇格拉底則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
則此兩人見聞之廣狹，心胸之寬窄，宜亦即此可推。
如柏拉圖，或足迹亦囿于雅典一市。
而中國先秦諸子，則極少終其身隻拘于一鄉一裡，一城一市之内者。
惟道家如莊周，或不喜遠行，然其賓朋往來如惠施，則終為一天下士。
中國先秦時期，即此一節，已顯與西方古希臘相異。
故中國得成其為一中國，而希臘則終為一希臘。
此亦論中西文化一至堪注目亦極易相比之一節。
羅馬人仗其軍力征服外圍，而建立一地兼歐、亞、非三洲之大帝國。
然羅馬是否有大批學人活動于其帝國疆域之内，則其事難考，其人亦終必甚少。
此則與中國之秦、漢一統又大異其趣矣。
中古封建時期，則更不聞貴族堡壘之内，有所謂知識分子學術專家。
惟有騎士、武士，則豈能與中國之士相比。
不僅不能比之于秦、漢，亦不能比之魏、晉、南北朝時代門第之士。
今人亦稱中國為封建社會，試專就士之一端言，其視西方封建，誠亦如天壤之别矣。
西方繼封建社會後，有意大利半島沿海諸城市之文藝複興。
然亦限于各城市，最多如希臘之雅典，豈能與戰國之臨淄相比。
要之，一為地域性，而一為天下性。
相提并論，豈不确然易知。
西方現代國家之興起，則如中國封建時代之有齊、魯、晉、楚諸邦。
然在中國有其統一性，而在西方則仍隻是地域性。
即以學人論，英國、法國亦互有界限。
其他各地均然。
今國人又好以宋代之朱熹比之西方康德。
不論其為學，不論其為人，專論其生平行蹤之一端，康德限于一城市一學校。
果使朱子亦如康德，固定一鄉一地，終生講學，則其所學所講自宜與朱子當年之所學所講大不同，亦斷可知矣。
今專就英國論，殖民地遍天下，日光所照，莫不有英國之國旗。
即如香港，為英帝國領土已達百年之久。
有一香港大學，其教授主要亦來自英倫。
退休年齡則較英倫本土為早，便于返英國本土後，尚可有活動。
未聞一英國教授終老在港，不返其國者。
而其家人子女，亦均不留港。
如此則英國文化又何能在香港生根。
餘在香港曾交一英國友人林仰山，其父為一傳教士，來中國，林仰山生于中國。
逮其長，返英倫受學。
大學畢業後，仍來中國，侍其父母，為山東濟南齊魯大學教授。
日本東侵，林仰山受拘下獄。
幽囚中，讀書消遣。
餘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即為其獄中所讀書之一部。
餘與初識于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