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燈
影響不大。

    晚清學術界,實在未能迎接着後來的新時代,而預作一些準備與基礎。

     換言之,此下的新時代,實在全都是外面之沖蕩,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

    因此辛亥革命,隻革了清代傳統政權之命。

    而此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權,卻也早已先革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命。

    于是辛亥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從故紙堆中鑽出,又落進狂放怪誕路徑,一時摸不到頭腦,而西方知識新潮流已如狂濤般卷來,沒有大力量,無法引歸己有。

    于是在此短時期中,因無新學術,遂無新人才。

    因無新人才,遂亦無法應付此新局面。

    隻想憑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無棟梁,無柱石,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辛亥以後,一時風氣,人人提倡新學,又人人自期為新人。

    舊的接不上氣,譬如一老樹,把來腰斬了,生機不續。

    若要接枝,也須接在老根上。

    現在是狠心在做掘根工作。

    政治革命之後,高喊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之不足,再接着高喊社會革命,他們想,必要把舊的連根挖盡,才好另栽新的。

    這是辛亥以來四十年中國知識界之大蕲向。

    不幸四十年來的努力,抵不過二千年的潛存文化。

    這一蕲向,隻如披上一件新的外衣,卻沒有換掉那個舊的軀殼。

     讓我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偶一有之,那是鳳毛麟角。

    如王國維,如歐陽竟無,那仍是乾嘉傳統,都不是站在人群社會中心,當路而立的,對社會依然說不上有大影響。

    其他人人慕想西化,卻又很少真實西化的學者。

    他們先不肯死心塌地做翻譯工作。

    惟一例外是嚴複,畢生盡瘁譯事,不輕自著作。

    但到後,還不免被卷入政治漩渦。

    其次是不肯專就西方學術中一家一派笃信好學,謹守繩尺,不逾規矩。

    當知創造難,學習亦不易。

    學習一家一派已難,若要上自希臘,下至近代,綜括西歐,古今各國,撷其菁英,攬其會通,那就更不容易了。

     若中國真要學西方,誠心求西化,魏、晉、南北朝、隋、唐的高僧們,應該是一好榜樣。

    須笃信、好學、守死、善道才始是。

    非守死節證其不好學,亦即證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國四十年西化無成績,這是知識分子的罪過。

    高談西化而負時望者,實際都在想做慧能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遠、竺道生。

    先不肯低頭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卻早想昂首做中國一大師、一教主,這依然是道鹹以下狂放未盡。

    龔定庵詩:"但開風氣不為師",一百年來,多在想開風氣。

    他們自負是學習西方的啟蒙運動,卻把中國二千年學術文化,當作一野蠻、一童蒙看。

    他們不肯真心學佛,隻借仗釋迦來罵孔子老聃。

    不肯先做一真實的學者,老實退處社會一角落,像西方學人那樣分頭并進,多角放射。

    卻早自居為政治社會之領導中心,先自認為是新道統。

    道統建立,豈是如此般容易? 若論真肯認定一家一派學西方的,平心而論,則隻有今天的共産黨,但他們也隻肯學列甯、斯大林,并不肯學馬克思、恩格斯。

    他們所畢心盡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學術思想。

     從前中國知識分子,常想用學術來領導政治,這四十年來的新知識分子,則隻想憑借政治來操縱學術。

    從這一點講,即從其最好處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未脫中國自己傳統文化之内在束縛,依然是在上傾,非下傾,依然在争取政治領導權,依然是高唱治國平天下精神。

    在西方,科學
0.05077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