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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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風的新趨勢，集中到博學派。
他們注意在以往曆史文獻中發掘實學，卻疏忽了在當前現實社會中培植活人。
滿清政權不斷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複興，而反政府的潛流，則仍隐藏在博學派之内心。
晚明遺老都尚注意政治社會一切問題，求在過去曆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
不幸而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澹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
校勘、訓诂、考訂，說是實事求是。
但此實事，已不是現實人生中事，而隻轉向故紙堆中做蠹魚生活。
他們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漢。
但漢儒所重在通經達用，神化孔子，來争取政治領導地位。
清儒則無此興會。
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
清儒從校勘、訓诂、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
反宋無異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
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
他們的正學以言，則隻在校勘、訓诂、考訂上，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
以前東漢太學生，以清議來反對當時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學。
現在清儒，則轉用漢博士章句之學，來反對朝廷科舉功令。
他們的治學精神，其實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
近人推崇清儒治學方法，認為接近西方科學精神，但他們已遠離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舊路向。
看輕了政治、社會、曆史、宗教等實際人生，而偏向于純文字的書本之學。
換言之，則是脫離了人文中心，僅限在故紙堆中書本上，為學術而學術了。
他們不想作相與作師，不在現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關切人群大共體，他們隻把興趣集中在幾本遙遠陳古的書籍上，他們遂真成為一些書生與學者。
他們不注意人人可為聖人的活教訓，他們隻想教人能讀聖人書。
而其讀聖人書，亦不重在通大義，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聲音訓诂，事物考證。
總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
漢儒把聖人神化，清儒則把聖人書本化。
近人又說清代學術相似于西方之文藝複興，此語絕不得清儒之真相。
若強要我們以西方文藝複興相比拟，則該是宋儒，非清濡。
這一風氣，到道鹹後，清政權将次崩潰時才變。
阮元是清代乾嘉學派博聞考證之學一員押陣的大将。
他晚年提出《資治通鑒》《文獻通考》二書，稱之為二通。
他說：讀書不讀此兩部，即不得為通儒。
學問不學此兩種，即不得為通學。
他的眼光從經典轉移到曆史，這便轉向政治性社會性之現實人群上來了。
但大體上，他們依然在反宋，因此不能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關切大群共體之一番宗教精神。
從阮元再轉出龔自珍，依次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要把神化的孔子來争取政治領導，此一轉才像真接近西漢。
但西漢學者來自農村，過的是農村淳樸生活，又多從下層政治實際事務中磨練。
清儒則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進士，在政治上即成驕子，根柢不能像漢人之淳樸笃厚。
而神化孔子為宗師，于是在學術界形成一新風氣，非怪誕，即狂放。
龔自珍成為道鹹以下知識分子一驚動慕效的對象，康有為則直率以聖人自居，怪誕狂放，相習成風。
隻有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在清代漢學空氣比較不濃厚的湖南出現，他們有意提倡宋學，但又卷入軍事生活。
江、胡、羅諸人都早死，隻留曾國藩，亦老于軍旅，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
他們注意在以往曆史文獻中發掘實學，卻疏忽了在當前現實社會中培植活人。
滿清政權不斷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複興，而反政府的潛流，則仍隐藏在博學派之内心。
晚明遺老都尚注意政治社會一切問題，求在過去曆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
不幸而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澹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
校勘、訓诂、考訂，說是實事求是。
但此實事，已不是現實人生中事，而隻轉向故紙堆中做蠹魚生活。
他們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漢。
但漢儒所重在通經達用，神化孔子，來争取政治領導地位。
清儒則無此興會。
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
清儒從校勘、訓诂、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
反宋無異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
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
他們的正學以言，則隻在校勘、訓诂、考訂上，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
以前東漢太學生，以清議來反對當時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學。
現在清儒，則轉用漢博士章句之學，來反對朝廷科舉功令。
他們的治學精神，其實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
近人推崇清儒治學方法，認為接近西方科學精神，但他們已遠離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舊路向。
看輕了政治、社會、曆史、宗教等實際人生，而偏向于純文字的書本之學。
換言之，則是脫離了人文中心，僅限在故紙堆中書本上，為學術而學術了。
他們不想作相與作師，不在現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關切人群大共體，他們隻把興趣集中在幾本遙遠陳古的書籍上，他們遂真成為一些書生與學者。
他們不注意人人可為聖人的活教訓，他們隻想教人能讀聖人書。
而其讀聖人書，亦不重在通大義，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聲音訓诂，事物考證。
總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
漢儒把聖人神化，清儒則把聖人書本化。
近人又說清代學術相似于西方之文藝複興，此語絕不得清儒之真相。
若強要我們以西方文藝複興相比拟，則該是宋儒，非清濡。
這一風氣，到道鹹後，清政權将次崩潰時才變。
阮元是清代乾嘉學派博聞考證之學一員押陣的大将。
他晚年提出《資治通鑒》《文獻通考》二書，稱之為二通。
他說：讀書不讀此兩部，即不得為通儒。
學問不學此兩種，即不得為通學。
他的眼光從經典轉移到曆史，這便轉向政治性社會性之現實人群上來了。
但大體上，他們依然在反宋，因此不能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關切大群共體之一番宗教精神。
從阮元再轉出龔自珍，依次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要把神化的孔子來争取政治領導，此一轉才像真接近西漢。
但西漢學者來自農村，過的是農村淳樸生活，又多從下層政治實際事務中磨練。
清儒則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進士，在政治上即成驕子，根柢不能像漢人之淳樸笃厚。
而神化孔子為宗師，于是在學術界形成一新風氣，非怪誕，即狂放。
龔自珍成為道鹹以下知識分子一驚動慕效的對象，康有為則直率以聖人自居，怪誕狂放，相習成風。
隻有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在清代漢學空氣比較不濃厚的湖南出現，他們有意提倡宋學，但又卷入軍事生活。
江、胡、羅諸人都早死，隻留曾國藩，亦老于軍旅，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