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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始,門第已不存在,和尚寺也衰落了,搜羅不到人才。

    禅宗的新宗教,不啻叫人回頭,由真返俗。

    而進士輕薄,終于擔當不了天下大事。

    在這情形下,須待北宋知識分子再來打開新風氣,尋覓新生命。

    書院講學,由此醞釀。

    他們要把和尚寺裡的宗教精神,正式轉移到現實社會。

    要把清淨寂滅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觀念,正式轉變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傳統人文中心的舊理想。

    唐代禅宗諸祖師,隻在佛教教理方面翻一身,先為宋人開路。

    至于正式離開和尚寺,回頭再走進政治社會現實人生的圈子,而仍須不放棄那一段對大群關切的宗教熱忱,又須在理論上徹底破壞他們的,建立我們的,拔趙幟,立漢赤幟,那是宋儒當前第一工作。

    那是一番夠艱巨,夠深細的工作呀! 其次,他們要把社會自由教育來代替南北朝、隋、唐的門第教育,一面又督促政府公家來興辦學校。

    一時各地書院學校風起雲湧。

    但重要的不在經費之籌措,房舍之興建,書籍之置備。

    而更要的是師資,須在人格上作榜樣,風度上作熏陶,學術思想上作具體的領導。

    這樣,則公立學校到底不如書院,私人講學遂變成宋代一大運動。

    那些私人,不能憑借政府,免得受牽制而官僚化。

    社會上又沒有大貴族大門第大資力之援助,他們又要脫化宗教形式,不像寺廟僧侶,可以一呼而集,上得政府下獲社會群衆之合力撐持。

    他們着眼在文化上,對上面總帶有反政府的姿态,對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夾縫裡,這又是一件絕大艱苦事。

     當時考試制度繼續存在,而且在繼續發展,一輩知識分子,還是一心一意學詩賦,博官祿。

    清高的鄙棄那些,則仍想走進和尚寺去尋求究竟人生。

    宋儒八方為敵,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誘中,帶人走上一新路。

    他們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衆生的犧牲精神。

    他們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進政治來完成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

    範仲淹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是開這一時代新風氣的标準人物。

    他們總想運用新政治來完成新宗教,這顯然是戰國儒家精神之複活。

     但社會背景逼得他們有一些像東漢,他們依仗的是書生們的社交團體,要把社會名教高駕在朝廷官爵之上。

    又使他們有一些像魏、晉以下的和尚們,皇帝也該學道修德,因此皇帝也該做我們的學生。

    臣對君有敬禮,學生對先生亦有敬禮。

    王荊公、程伊川做經筵講官,都曾為此力争,要皇帝正式低頭來尊師重道。

    他們推敬西漢的淳樸,卻看不起西漢人的自卑态度。

    他們也不肯像西漢般把孔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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