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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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百年的學術生命。
因于良知狂禅學派之流弊，而激起東林講學，因于八股文之流毒，而激起明、清之際博學鴻詞的考證學派。
博學鴻詞一名，乃清政府所倡立。
但那些晚明遺老，縱使不受此徽号，他們卻實在當之無愧。
中國學風，在東漢，在兩宋，都有以學術淩駕政治的意向，東林則承此統緒。
南北朝、隋、唐佛學，借宗教來避開政治。
良知學派泰州、龍溪兩支，則染此遺風。
中國是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從下層社會影響到政治，總不如從上層政治影響到社會，更易有效，至少是更應盡先着力。
上層政治搖動，理想社會不易産生。
東林雖在野講學，但他們精神上，更接近戰國以來傳統的上傾型，不忘政治。
然而東漢黨锢，兩宋僞學，晚明黨社，終于扭不轉政治黑暗而失敗。
像戰國，像西漢，像唐代門第，都是知識分子直接參加政治，掌握到實際政權而使時運光昌。
兩漢的缺點，是平民社會知識分子，驟遇到大一統政權之建立而相形見绌，不免帶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
那時的對抗形勢，是皇室（包括外戚宦官）與知識分子之對抗。
唐代之牛李黨争，則是門第與科舉進士之分朋角逐。
兩宋晚明已無門第，乃是書院講學派與科舉祿利之對抗。
換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裡。
而平民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
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
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借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
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
這在東漢、兩宋、明代都有此傾向。
隻唐代門第，其自身先已與社會下層有了一層隔膜，失敗了則一無翻身。
另一條路，則退身躲入佛教寺廟裡去。
元代佛教變質，全真教即在北方廣泛流行，亦是此故。
再總括言之，東漢以下知識分子之躲避藏身處在門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則在書院。
書院最無真實力量，因此蔡京、韓侘胄、張居正、魏忠資，都能随便把他們摧殘了。
但摧殘知識分子的，還須憑借另一批知識分子。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舉制度，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随并進。
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若明白了這一大趨勢，則泰州、龍溪一派，正可與東林複社相得益彰。
若此下的知識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這兩條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進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會上發生相當的力量。
不幸而滿清政權把這兩條路都給堵塞了。
因于良知狂禅學派之流弊，而激起東林講學，因于八股文之流毒，而激起明、清之際博學鴻詞的考證學派。
博學鴻詞一名，乃清政府所倡立。
但那些晚明遺老，縱使不受此徽号，他們卻實在當之無愧。
中國學風，在東漢，在兩宋，都有以學術淩駕政治的意向，東林則承此統緒。
南北朝、隋、唐佛學，借宗教來避開政治。
良知學派泰州、龍溪兩支，則染此遺風。
中國是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從下層社會影響到政治，總不如從上層政治影響到社會，更易有效，至少是更應盡先着力。
上層政治搖動，理想社會不易産生。
東林雖在野講學，但他們精神上，更接近戰國以來傳統的上傾型，不忘政治。
然而東漢黨锢，兩宋僞學，晚明黨社，終于扭不轉政治黑暗而失敗。
像戰國，像西漢，像唐代門第，都是知識分子直接參加政治，掌握到實際政權而使時運光昌。
兩漢的缺點，是平民社會知識分子，驟遇到大一統政權之建立而相形見绌，不免帶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
那時的對抗形勢，是皇室（包括外戚宦官）與知識分子之對抗。
唐代之牛李黨争，則是門第與科舉進士之分朋角逐。
兩宋晚明已無門第，乃是書院講學派與科舉祿利之對抗。
換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裡。
而平民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
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
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借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
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
這在東漢、兩宋、明代都有此傾向。
隻唐代門第，其自身先已與社會下層有了一層隔膜，失敗了則一無翻身。
另一條路，則退身躲入佛教寺廟裡去。
元代佛教變質，全真教即在北方廣泛流行，亦是此故。
再總括言之，東漢以下知識分子之躲避藏身處在門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則在書院。
書院最無真實力量，因此蔡京、韓侘胄、張居正、魏忠資，都能随便把他們摧殘了。
但摧殘知識分子的，還須憑借另一批知識分子。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舉制度，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随并進。
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若明白了這一大趨勢，則泰州、龍溪一派，正可與東林複社相得益彰。
若此下的知識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這兩條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進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會上發生相當的力量。
不幸而滿清政權把這兩條路都給堵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