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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受天命,他也自居為天命所锺了。

    唐代則在門閥社會中興起,因此隻想把門閥勢力稍稍就他的政權系統來加以調整。

    而當時諸功臣也非虛為謙抑。

    長孫無忌的論據,正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說政治大原則在求賢共治,縱使我們一時立了功,我們子孫不必皆賢,賞了他們,害了百姓。

    百姓何罪?若他們還以不稱職獲咎,豈非自招誅戮?這是何等開明的意見!我們縱可說門第是當時變相的新封建,卻不能說那時門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識。

    即在春秋時,那些名卿賢大夫,如上所舉,也早就不能說他們隻有封建意識了。

    因此東漢以下的新興門第,常對政治抱消極固閉的态度。

    而唐代門第,則對政治轉抱積極合作的态度。

    他們并不感到政府将會削弱門第,他們甯願翼戴政府,擁護政府,天下清平,門第亦同享安泰之樂。

    這是一種大氣度,這正因當時的門第,乃從社會醞釀來,不是由政治培植來。

    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種領先的姿态。

    他們常覺得,他們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賴政府。

     因此,西漢政治是淳樸的,循謹的,最好表現在于地方行政與下級于部。

    而唐代政治,則是恢宏的,闊大的,最好表現在于中央與上級大僚。

    唐代知識分子,在其門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習世故,練達政事。

    所以一出來擔當大事,都是有氣有才,能實幹像西漢,而局度恢偉則遠勝。

    西漢隻多賢良的地方長官,沒有像樣的大宰相與高級大僚,這一層比不上唐代。

    唐代知識分子,好發大議論,好作大計劃,好擺大場面,好有大組織。

    漢人厚,唐人大。

    漢人土,唐人闊。

    那是他們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氣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會上的表現也不同。

     但唐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曆史文化上的更大貢獻,還不在政治,而轉更在宗教上。

    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識分子,還應該着眼到一輩佛門弟子。

    人人盡知如玄獎,可不提。

    更要的是天台、禅、華嚴三宗。

    我們盡可說,他們已創造完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佛教。

    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态上,實可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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