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若把握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來看道家思想，其實仍超不出儒家規範，仍在儒家立場上補缺救弊，或說是推演引伸。

    因此莊子心中的理想人物與理想生活，依然常提到孔子與顔淵。

     我們必須把握到中國知識分子内在精神之此一最高點，才可萬變不離其宗地來看中國曆代知識分子之各色變相。

    在西方多角發展的社會裡，誰也不能否認與拒絕一種關切人群大共體的宗教精神。

    在中國，知識對象本就以人群大共體為出發點，這在春秋戰國已逐步明朗。

    西漢的農村學者，不免驟對大一統政府之突然成立而感到其本身之薄弱，使戰國精神失卻其活躍性，漢儒遂隻能在各自的分職上循規蹈矩。

    經過王莽新政權失敗，東漢知識分子對運用政治來創建理想社會實現理想人生的勇氣與熱忱，更痿縮了，乃回身注意到個人私生活。

    這是由儒轉道，由孔、墨轉莊、老，陷入個人主義，而又為門第與書生社會所封閉，在個人主義下逐漸昧失了對大群體之關切。

     佛教東來，又是一番新刺激，對大群體共相之舊傳統，因新宗教之侵入而複蘇。

    起先用莊、老會通佛教，其次再用孔、孟會通佛教，衰弱的心髒，打進新血清，重得活力。

    其先如支道林、僧肇，緊接着的是慧遠與竺道生。

    尤其是後兩人指出了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根本義。

    在慧遠時，中國所譯佛經，根本尚無此義。

    在生公時，先出六卷《泥洹經》，所論與此義根本相反。

    生公因堅持此義，緻為僧界守文同人所驅斥。

    其後《大涅槃經》全部譯出，始證生公主張之是。

    可見慧遠、竺道生兩人，根本在他們能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讀佛經，故能從佛經中籀出中國傳統精神之最要義。

     魏、晉、南北朝佛學上之大貢獻，不僅在能把印度佛教盡量吸收。

    更重要的，在能加以徹底消化，接上中國傳統文化，使逐漸轉為我有，使在老根上發新葩。

    這是此一時代知識分子之絕大貢獻。

    他們具有一番堅貞卓絕，勇猛精進，悲天憫人的絕大宗教精神。

    而又兼之以中國傳統人文中心理智的清明性，遂造成了中國知識界前古未有之另一新典型。

    我們要窮究上下四千年中國知識分子之諸變态，幹萬不該不注意到那時幾部高僧傳中所搜羅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