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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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政體不免懈弛，隻要一次改朝易代，與民更始，在舊有政制上，略加整頓振作，仍可再來一次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定。
又皇帝養自深宮，在中國曆史上，皇帝而英明傑出者甚少，多數都是平庸軟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
試問他們如何能專制得此一廣土衆民的大國？故在中國曆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現代中國，則情勢大變。
内憂外患，紛起疊乘，民國以來六十餘年，變動迄無甯日。
若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種種外來因緣，暫置不論。
專就在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言，此中卻出現一大難題。
此一難題，并不是在傳統政治下缺少了一個皇位世襲。
乃在中國社會上缺少了一個足以領導全社會前進的中間階層。
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階層。
中國社會因有此一士階層，乃得有傳統的士人政府之成立與持續，亦使政府與社會，沉瀣一氣，呼吸相通。
中國社會傳統上之所謂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說的知識分子。
中國舊傳統之所謂士，乃是不從事于生産事業的，所謂"士謀道而不謀食"。
其所謂道，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育。
應該是隻為大群着想，不為一己着想。
實附随有一種宗教精神。
實是一種不出家的，又沒有教會組織的一項教徒。
若說有此項宗教，當稱為儒教。
孔子則為其教主。
周公傳下的《詩》《書》古經典，等于耶教中之《舊約》。
孔門弟子所傳下的《論語》，則如耶教中之《新約》。
隻是無名義，無組織，無特定的種種崇奉儀式。
因此與其他宗教相比，則若不成為一宗教。
正如我上文所說，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曆史不同，而遂有此相異。
若定要把西方觀念來衡量中國事實，則中國民族像似一無宗教無信仰的民族，或說是僅有些低級迷信的民族。
試問偌大一民族，隻有些低級迷信，更無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渙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進。
又綿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
豈果是中國曆代皇帝專制，能使其達于此境？隻細讀中國史，便知其絕非如此。
但自西化東漸，一則不斷受帝國主義之欺淩，一則不斷受資本主義之壓迫。
富國強兵，本非中國士人向來的興趣所在。
近一百年來，乃亦不得不轉向此目标。
急切間成效未睹，而其本有信仰，則不免逐步轉移。
士階層在社會的地位，亦不免逐步消失。
空喚一全民政治，但全民大衆，則已各屬為其私，不可控傳。
舊政治急速崩潰，新政治驟難确立。
西方曆史，從其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逐漸轉移到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段路程中，尚有他們一番耶教精神從中彌縫，使他們的社會，不緻立刻陷入純功利觀點的深潭。
而且他們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亦随同他們的資本主義齊步向前，使他們資本主義的内涵毒素，向外發洩，一時社會欣欣向榮，不覺病痛。
但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情形大不同。
宗教信仰，急劇衰落，而有上帝迷失之歎。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一蹶不可複振，資本主義之内涵毒素，乃轉向社會内部放射。
不僅共産主義是唯物的，資本主義也同樣是唯物的。
指導政治的，完全是功利與唯物，更無道義與理想。
此下的西方社會，顯然将不得不變。
中國社會，論其大傳統，一向重道義，輕功利，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從不在中國曆史上表演過。
但近代中國，急劇轉變，争慕西化，競求富強。
在政治大動蕩之下面，資本主義不易成長，共産主義遂得勢。
固然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種種變動，仍操縱在社會中層一輩知識分子的手裡。
但此輩知識分子，已然失卻了中國舊傳統士的精神，沒有了共同的崇高理想，隻雜取了幾許西方的新理論、新知識，但又拼湊不成一整體。
在其後面，既無文化傳統的深厚背景，因亦不能得社會大衆的親切支持，亦無新興的資産勢力作其後盾，所以此一種政治力量隻是懸空的，無法安定穩固。
此後的新政權，如何能獲安定穩固，仍
又皇帝養自深宮，在中國曆史上，皇帝而英明傑出者甚少，多數都是平庸軟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
試問他們如何能專制得此一廣土衆民的大國？故在中國曆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現代中國，則情勢大變。
内憂外患，紛起疊乘，民國以來六十餘年，變動迄無甯日。
若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種種外來因緣，暫置不論。
專就在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言，此中卻出現一大難題。
此一難題，并不是在傳統政治下缺少了一個皇位世襲。
乃在中國社會上缺少了一個足以領導全社會前進的中間階層。
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階層。
中國社會因有此一士階層，乃得有傳統的士人政府之成立與持續，亦使政府與社會，沉瀣一氣，呼吸相通。
中國社會傳統上之所謂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說的知識分子。
中國舊傳統之所謂士，乃是不從事于生産事業的，所謂"士謀道而不謀食"。
其所謂道，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育。
應該是隻為大群着想，不為一己着想。
實附随有一種宗教精神。
實是一種不出家的，又沒有教會組織的一項教徒。
若說有此項宗教，當稱為儒教。
孔子則為其教主。
周公傳下的《詩》《書》古經典，等于耶教中之《舊約》。
孔門弟子所傳下的《論語》，則如耶教中之《新約》。
隻是無名義，無組織，無特定的種種崇奉儀式。
因此與其他宗教相比，則若不成為一宗教。
正如我上文所說，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曆史不同，而遂有此相異。
若定要把西方觀念來衡量中國事實，則中國民族像似一無宗教無信仰的民族，或說是僅有些低級迷信的民族。
試問偌大一民族，隻有些低級迷信，更無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渙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進。
又綿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
豈果是中國曆代皇帝專制，能使其達于此境？隻細讀中國史，便知其絕非如此。
但自西化東漸，一則不斷受帝國主義之欺淩，一則不斷受資本主義之壓迫。
富國強兵，本非中國士人向來的興趣所在。
近一百年來，乃亦不得不轉向此目标。
急切間成效未睹，而其本有信仰，則不免逐步轉移。
士階層在社會的地位，亦不免逐步消失。
空喚一全民政治，但全民大衆，則已各屬為其私，不可控傳。
舊政治急速崩潰，新政治驟難确立。
西方曆史，從其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逐漸轉移到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段路程中，尚有他們一番耶教精神從中彌縫，使他們的社會，不緻立刻陷入純功利觀點的深潭。
而且他們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亦随同他們的資本主義齊步向前，使他們資本主義的内涵毒素，向外發洩，一時社會欣欣向榮，不覺病痛。
但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情形大不同。
宗教信仰，急劇衰落，而有上帝迷失之歎。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一蹶不可複振，資本主義之内涵毒素，乃轉向社會内部放射。
不僅共産主義是唯物的，資本主義也同樣是唯物的。
指導政治的，完全是功利與唯物，更無道義與理想。
此下的西方社會，顯然将不得不變。
中國社會，論其大傳統，一向重道義，輕功利，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從不在中國曆史上表演過。
但近代中國，急劇轉變，争慕西化，競求富強。
在政治大動蕩之下面，資本主義不易成長，共産主義遂得勢。
固然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種種變動，仍操縱在社會中層一輩知識分子的手裡。
但此輩知識分子，已然失卻了中國舊傳統士的精神，沒有了共同的崇高理想，隻雜取了幾許西方的新理論、新知識，但又拼湊不成一整體。
在其後面，既無文化傳統的深厚背景，因亦不能得社會大衆的親切支持，亦無新興的資産勢力作其後盾，所以此一種政治力量隻是懸空的，無法安定穩固。
此後的新政權，如何能獲安定穩固，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