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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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參酌人口額與賦稅額之多寡，而定各地錄取之标準，務使全國士人，皆獲參政機會，政府中全部官員，使全國各地均有沾及。
其選舉考試以及铨叙升降，權在政府，各有專職。
皇帝隻在任用高位高職如宰相等，始獲參加意見。
政府中又特設有監察與谏诤各職，監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谏诤則更要在專對皇帝以及宮廷之内部。
又皆用中下級官員，鼓勵其直言無顧忌。
政府遇大事，并常采集議制，聽取多方意見，民間亦得上書發言。
政府并設置極多職位之學官，僅從事于學術事業，如校書編書等，如唐代編《唐六典》，宋代編《太平禦覽》，元代編《元典章》，明代編《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皆由政府網羅群士為之，其他編纂不勝舉。
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為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并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
學術命脈則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寄放于自由民間。
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家，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
又如宋代，采納胡瑗在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來重訂國立太學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學之行政及教授事務。
舉此兩例，可見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傳統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
但在實際上，在其内在的精神上，則全由在下民間社會私家講學所主持，所領導。
而中國民間私家講學，則兩千年來，一依孔孟儒家思想為主幹，為依歸。
所以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
儒家教義，乃成為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領導。
當然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可有種種曲折反複與變動。
如在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社會上新産生了一種士族大門第，幾近于變相的封建貴族。
但亦隻是在秦漢以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階層的地位過分提高，而上面政府體制，依然沿襲秦漢規模，不能說那時又回複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與此同時，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社會上開始有外來宗教之盛行，但亦隻有一部分影響。
同時如士族大門第，并不會為佛家思想所搖動。
信仰佛教、宏揚佛學的，反而多出自門第人物中。
而秦、漢以下之傳統政治，亦一樣無大變動。
下至隋、唐，中國重歸一統，秦漢以來的傳統政府規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門第勢力，則漸衰落而至于消滅。
可見儒家思想，依然為其時指導中國曆史進程一大動力。
佛教在中國，雖亦繼長增高，日有發展，但搖動不了中國曆史進程之大趨向，于是而有中國佛學之出現。
當時在佛學中之新支派，如天台、華嚴、禅三宗，皆融化成為中國思想之一部分。
在中國文化中，隻是新添進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始終不占最高領導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兩代，蒙古、滿洲異族入主，亦為中國曆史上一大變。
但上面的政府體制，下面的民間學術，依然能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下支撐維持，保有其原有的曆史進程而不變。
亦有人說，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傳統，自秦以下，永遠是帝王世襲，永遠由一個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間隻有造反，沒有革命，永遠是一種君權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來。
其實此一說法，亦屬似是而非。
近代西方由政黨競選的所謂民主政治，亦由其曆史演變種種因素，長期積累而成。
中國廣土衆民，山區僻壤，交通不便。
若求政府民選，徒滋紛擾分裂。
抑且中國傳統政府，選舉考試，漢、唐一年一次，宋以後三年一次。
政府人員，不斷新陳代謝。
雖非民選政府，政府成員，卻都從民間來。
又如租稅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間事，政府皆有規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
政府中之皇位世襲，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定。
在中國曆史上，固亦不斷有專制皇帝出現，但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即為一種專制政體。
在長時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
其選舉考試以及铨叙升降，權在政府，各有專職。
皇帝隻在任用高位高職如宰相等，始獲參加意見。
政府中又特設有監察與谏诤各職，監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谏诤則更要在專對皇帝以及宮廷之内部。
又皆用中下級官員，鼓勵其直言無顧忌。
政府遇大事，并常采集議制，聽取多方意見，民間亦得上書發言。
政府并設置極多職位之學官，僅從事于學術事業，如校書編書等，如唐代編《唐六典》，宋代編《太平禦覽》，元代編《元典章》，明代編《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皆由政府網羅群士為之，其他編纂不勝舉。
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為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并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
學術命脈則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寄放于自由民間。
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家，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
又如宋代，采納胡瑗在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來重訂國立太學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學之行政及教授事務。
舉此兩例，可見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傳統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
但在實際上，在其内在的精神上，則全由在下民間社會私家講學所主持，所領導。
而中國民間私家講學，則兩千年來，一依孔孟儒家思想為主幹，為依歸。
所以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
儒家教義，乃成為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領導。
當然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可有種種曲折反複與變動。
如在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社會上新産生了一種士族大門第，幾近于變相的封建貴族。
但亦隻是在秦漢以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階層的地位過分提高，而上面政府體制，依然沿襲秦漢規模，不能說那時又回複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與此同時，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社會上開始有外來宗教之盛行，但亦隻有一部分影響。
同時如士族大門第，并不會為佛家思想所搖動。
信仰佛教、宏揚佛學的，反而多出自門第人物中。
而秦、漢以下之傳統政治，亦一樣無大變動。
下至隋、唐，中國重歸一統，秦漢以來的傳統政府規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門第勢力，則漸衰落而至于消滅。
可見儒家思想，依然為其時指導中國曆史進程一大動力。
佛教在中國，雖亦繼長增高，日有發展，但搖動不了中國曆史進程之大趨向，于是而有中國佛學之出現。
當時在佛學中之新支派，如天台、華嚴、禅三宗，皆融化成為中國思想之一部分。
在中國文化中，隻是新添進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始終不占最高領導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兩代，蒙古、滿洲異族入主，亦為中國曆史上一大變。
但上面的政府體制，下面的民間學術，依然能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下支撐維持，保有其原有的曆史進程而不變。
亦有人說，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傳統，自秦以下，永遠是帝王世襲，永遠由一個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間隻有造反，沒有革命，永遠是一種君權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來。
其實此一說法，亦屬似是而非。
近代西方由政黨競選的所謂民主政治，亦由其曆史演變種種因素，長期積累而成。
中國廣土衆民，山區僻壤，交通不便。
若求政府民選，徒滋紛擾分裂。
抑且中國傳統政府，選舉考試，漢、唐一年一次，宋以後三年一次。
政府人員，不斷新陳代謝。
雖非民選政府，政府成員，卻都從民間來。
又如租稅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間事，政府皆有規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
政府中之皇位世襲，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定。
在中國曆史上，固亦不斷有專制皇帝出現，但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即為一種專制政體。
在長時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