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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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之趨勢。
但漢政府嚴密管制，創為鹽鐵政策，及其他種種措施，使凡屬有關民間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費品，不緻操在專為私人營利的工商界手裡。
此種用意，亦永為後代取法。
因此使中國社會，雖在長期安定繁榮中，自由工商業對于國内國外皆不斷有進步，而永不緻有資本主義之發生。
又其時，中國已制定了全國國民的義務兵役制。
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其戰鬥力超出其四鄰甚遠。
但當時政府，制定國策，隻重在保境安民，對外縱獲勝利，皆能适可而止，絕不走上開疆拓土，侵略兼并的帝國主義路線。
近人多說，中國是一封建社會，或說是農業社會。
但工商業大都市之興起，遠在兩千年以前，綿亘迄于清末。
如蘇州，乃春秋吳國之都城，曆代皆為名城。
至北宋末，金兵渡長江，蘇州一城居民死者達五十萬人。
廣州自秦迄清，為中國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黃巢之亂，廣州有大食商戶死者達十萬人。
揚州自漢代迄清末，其地繁華，屢見文人稱道。
自長安、洛陽以外，其他都市，成為工商中心的，見之史籍，屈指難數。
其國外貿易，單就絲綢、瓷器、茶葉等幾種，無不獲大利如拾芥。
中國非無盛大之工商業，隻不從工商業中展演出資本主義。
近人亦多知中國愛和平，但在中國曆史上，武功輝赫的時代亦屢見。
漢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歐洲方面之大紛擾。
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曆史上引起大波動。
蒙古帝國震爍亞、歐兩洲，但其入侵中國，最後始獲逞志。
其最先失敗，亦在中國。
明代朝廷航海使節，屢次遠航，達于非洲之東岸。
随之華僑遍布東南亞，但絕未在海外營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實以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
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裡。
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群，不操在政府。
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大學，掌教者為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标準。
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選拔任用。
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
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
内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為之。
故中國儒家，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為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緻不異。
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
仁義道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
近言之，可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标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
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
中國曆史上之政府與民衆，同樣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領導。
士人政府之大體制，亦賴此維持而不變。
在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之貢獻，不僅如上述，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兩路線。
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為傳統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視外，其他如賦稅制度，在每一朝代開始，必先規定一賦稅标準，全國一律遵守，而以輕徭薄賦為主。
非經絕大事變，不得輕易更革。
又如每朝刑律，多經名儒集體讨論規定，為上下所共守。
而職官之分配與叙用，皆有規定。
凡屬皇室戚屬，亦得封王封侯，然僅止于衣租食稅，不預政府實際政事。
武臣得軍功，亦僅酬以爵位與勳級，不複有官職。
軍隊則先采全農皆兵制，如兩漢。
後改全兵皆農制，如唐之府兵與明之衛府。
軍隊解甲歸田，均為生産分子，可不費國家之給養。
平常隻有中央政府少數衛兵，及遇需要處之邊防戍卒。
全國各地既無警察，亦幾乎無軍隊。
工商業全屬自由，惟隻許其為有限度的私家謀利，不許其經曆選舉考試而參政。
士人之經選舉考試而參政者，皆從農村中來。
又
但漢政府嚴密管制，創為鹽鐵政策，及其他種種措施，使凡屬有關民間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費品，不緻操在專為私人營利的工商界手裡。
此種用意，亦永為後代取法。
因此使中國社會，雖在長期安定繁榮中，自由工商業對于國内國外皆不斷有進步，而永不緻有資本主義之發生。
又其時，中國已制定了全國國民的義務兵役制。
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其戰鬥力超出其四鄰甚遠。
但當時政府，制定國策，隻重在保境安民，對外縱獲勝利，皆能适可而止，絕不走上開疆拓土，侵略兼并的帝國主義路線。
近人多說，中國是一封建社會，或說是農業社會。
但工商業大都市之興起，遠在兩千年以前，綿亘迄于清末。
如蘇州，乃春秋吳國之都城，曆代皆為名城。
至北宋末，金兵渡長江，蘇州一城居民死者達五十萬人。
廣州自秦迄清，為中國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黃巢之亂，廣州有大食商戶死者達十萬人。
揚州自漢代迄清末，其地繁華，屢見文人稱道。
自長安、洛陽以外，其他都市，成為工商中心的，見之史籍，屈指難數。
其國外貿易，單就絲綢、瓷器、茶葉等幾種，無不獲大利如拾芥。
中國非無盛大之工商業，隻不從工商業中展演出資本主義。
近人亦多知中國愛和平，但在中國曆史上，武功輝赫的時代亦屢見。
漢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歐洲方面之大紛擾。
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曆史上引起大波動。
蒙古帝國震爍亞、歐兩洲，但其入侵中國，最後始獲逞志。
其最先失敗，亦在中國。
明代朝廷航海使節，屢次遠航，達于非洲之東岸。
随之華僑遍布東南亞，但絕未在海外營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實以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
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裡。
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群，不操在政府。
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大學，掌教者為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标準。
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選拔任用。
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
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
内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為之。
故中國儒家，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為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緻不異。
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
仁義道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
近言之，可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标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
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
中國曆史上之政府與民衆，同樣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領導。
士人政府之大體制，亦賴此維持而不變。
在中國曆史上，士人政府之貢獻，不僅如上述，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兩路線。
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為傳統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視外，其他如賦稅制度，在每一朝代開始，必先規定一賦稅标準，全國一律遵守，而以輕徭薄賦為主。
非經絕大事變，不得輕易更革。
又如每朝刑律，多經名儒集體讨論規定，為上下所共守。
而職官之分配與叙用，皆有規定。
凡屬皇室戚屬，亦得封王封侯，然僅止于衣租食稅，不預政府實際政事。
武臣得軍功，亦僅酬以爵位與勳級，不複有官職。
軍隊則先采全農皆兵制，如兩漢。
後改全兵皆農制，如唐之府兵與明之衛府。
軍隊解甲歸田，均為生産分子，可不費國家之給養。
平常隻有中央政府少數衛兵，及遇需要處之邊防戍卒。
全國各地既無警察，亦幾乎無軍隊。
工商業全屬自由，惟隻許其為有限度的私家謀利，不許其經曆選舉考試而參政。
士人之經選舉考試而參政者，皆從農村中來。
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