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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

    我們當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并不是确經試驗而失敗了。

    他的那番理想與意見,實從未在中國試驗過,而且也未經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細心考慮與研索過。

     中國近代政治潮流,依然隻側重在革命與組黨兩條路。

    組黨為的是要革命,革命後仍還隻重在組黨。

    黨是一種力量,可以用來革命。

    黨又是一種力量,可以用來把握革命後所取得的政權。

    所以有了這一黨,便不許有那一黨。

    那一黨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

    而中國近代政黨的組成,顯然不由社會下層的真正民衆,而仍是社會中層的知識分子在活動、在主持。

    他們隻想把民衆投歸黨,沒有想把黨來回向民衆,于是變成了由黨來革民衆的命。

    這樣的組黨革命,将永不會有成功之前途。

     若說孫中山失敗了,他是失敗在一面是個政治思想家,而同時又是實際革命的領導者,終不免因為領導實際革命之需要,而損害及其思想與理論之純潔與超越性。

    又失敗在他的黨徒隻知追随孫中山革命與組黨,沒有能進一步來了解孫中山的政治理想。

    其他僅知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政治理論與政治形式來組黨與革命的,他們的精神實力,自然更未曾用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上,而隻用在如何組黨與如何革命上。

    于是西方政治的主權論,一到中國,卻變成了權力論。

    革命與組黨,隻注重在如何憑借權力而活動。

    若論政治本質,在近代中國,始終是一張空白,待向外國去套闆印刷。

    始終是用外國的理論,來打破自己的現實。

    現實重重破壞,而外國理論則始終安放不妥貼。

     将來中國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斷言,決不僅就在活動上,決不僅是在革命與組黨上,也決不僅是在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方式上,而必須觸及政治的本質,必須有像孫中山式的為自己而創設的一套政治理想與政治意見出現。

    縱使這些意見與理想,并不必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也仍還有留待國人繼續研求與實行試驗之價值。

    這是我窮究了中國二千年傳統政治所得的結論。

     (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十一、十二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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