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近代中國人尤所最醉心者，厥推近代西方政治上之主權論，即政府主權誰屬，一切主權在民衆的理論。

    在西方，首先是由民衆選舉代表來監督政府，繼之則由民衆代表中之多數黨來實際地掌握政權，組織政府。

    這一演變在西方，也有他們一段很長的過程，并非一蹴即幾。

    但在中國傳統政治裡，則很早便另走了一條路，一向注意政府責任何在，它的職權該如何分配，及選拔何等人來擔當此責任。

    卻不注意到它最後主權在誰的理論上。

    因此中國社會，一向也隻注意如何培養出一輩參加到政府中去，而能盡職勝任的人才，卻不教人如何争取政權。

    因政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裡早已開放了，任何人隻要符合法制上的規定條件與标準，都可進入政府。

    整個政府，即由此等人組成。

     由于中西雙方曆史演進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雙方也不同。

    西方的政治意識，可說是一種外傾型的，中國則比較屬于内傾型。

    中國人心理，較偏重于從政以後如何稱職勝任之内在條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與獲得之外在活動上。

    與上述觀念相連帶，中國社會民衆對政府常抱一種信托與期待的态度，而非對立與監視的态度。

    若我們說西方政權是契約的，則中國政權乃是信托的。

    契約政權，時時帶有監督性。

    而信托政權，則是放任與期待。

    因此中國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權上争持，而重在道義上互勉，這又已成為一種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革命後的社會民衆，并不曾有一種積極興趣來監視政府。

    其受傳統文化陶冶較深的知識分子，還都想束身自好，在期待狀态下準備獻身于政治。

    這些在其内心肯自動作負責準備的，但多失敗了。

    受傳統文化陶冶較淺的人，反而較易于接受新潮流，他們投入政黨，全部積極興趣，轉移在如何争攫政權上，卻沒有如何負責的内心準備。

    此在西方，并不成為是毛病。

    因在西方，政府與民衆，本來是敵體，不斷由民衆中間跑出人來，争持政權是我們的，他們結着黨來監督政府，至少好使政府不敢不負責。

    在中國，傳統心理上，政府與民衆是上下一體的。

    民衆中間，本來不斷有人去參加進政府了，問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