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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動進,而較不利于安定。

    兩者之間,本是各就所适,而亦各有利弊。

    西方在十七八世紀,忽然接觸到東方,一時對中國政治大生欽羨,刻意推尊效法,康熙在當時居然成為西方政治理想中的模範皇帝。

    但他們終于能在合适于他們自己曆史的線索中尋出頭緒,自成條貫,産生出近代西方的政黨政治與代議制度。

    英國從中國學去了文官考試制度,但他們能把它配合在他們自己體系的政黨政治下而融洽無忤,這是一件極值得我們反省的教訓。

     中國自晚清以下,亦極端羨慕西方的分權制與法治精神,卻不知中國傳統政治的大毛病,正在過分注重此等分權與法治。

    晚清末期,中國要效法西方創行選舉代議制,應該改變傳統演變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過于看重死的法,随時好讓多數的意見來更改向來規定的法制,讓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動之餘地。

    而中國近代政治積弊,則仍在紙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認為制度可以移值,不必從活的人事上栽根。

    又認為制度可用來束縛限制人。

    不知一切政治上的變化,正是活的人要求從死制度中解放。

    這一根本精神差了,于是從西方所抄襲的,隻得仍成為一種敷衍文飾虛僞與腐化,始終沒有把社會人心要求變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

    這一現象衆所周見,而其病根所在,則始終無人能指出。

     近代中國人一面羨慕西方曆史裡的革命,一面則又羨慕西方近代政治裡的政黨。

    但中國曆史,既很少有像西洋式之革命,而政黨之在中國,也永遠受人指摘,總沒有好發展。

    當知政黨政治,重多數輕少數,實在是重法不重人。

    中國傳統政治,一向是重職權分劃,重法不重人。

    人人有職可循,有道可守,用不到結黨。

    政治之最高層,仍當在創法立法者。

    較下層,則乃為守法護法者。

    故曰:"上無道規,下無法守。

    "可見中國傳統政治道在上法在下,非可以惟道而無法。

    太史公《史記》謂:"申韓之學源于老莊"。

    申韓乃法家,而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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