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社會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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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社會"。
門第社會遠始于晚漢，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亘當曆七百年以上。
門第特權，初非由政府規定，與以前封建不同。
又經亂世，如三國分裂，東晉偏安，五胡雲擾，南朝之遞禅，北朝之分東西，南北政權又相繼亡滅，隋代亦繼之颠覆。
政治局勢極度動蕩，南方門第支撐于長江一帶之新造區域，北方門第則崎岖于胡族政權下，而始終保其存在。
及至唐代統一，盛運再臨，而門第仍屹立。
此當有其所以然之故。
餘曾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一長文詳論其事。
蓋此一時期之門第，不僅能自保，而中國傳統文化亦賴以維系。
兩漢經學以外，文學、史學，莫不有繼續茁長之勢。
政治亂于上，而社會定于下。
自漢迄唐，曆史民族生命之護養，亦胥當時門第之力。
縱謂當時門第，乃一種變相之貴族，然固不得加以輕視。
近人率以莊老清談與當時門第并為一談，此亦不然。
門第維系，斷非清談之業績。
清談僅在東晉南朝門第中有此一姿态。
北朝及隋、唐，清談顯不占地位。
故欲深究當時門第之共同實質與其一貫精神，斷當自中國傳統文化中求之，而儒學尤其一要端。
要之，門第乃形成于士族，門第中人，亦皆中國傳統社會中之所謂士，上接兩漢，下啟隋唐。
中國仍為一四民社會，士之一階層，仍為社會一中心。
會合政治史學術史而融通一體求之，則當時之所謂士，率多囿于門第，有其一種特殊之形态與風格，其不同僅在此。
再換言之，當時所謂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漢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創統一盛運而更加以發揚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數皆産生于門第中。
當時門第中人，決不當劃出于中國傳統社會領導中心士之一階層之外。
此一義，斷當加以深沉之認識。
至于門第内容，細言之，有晚漢、三國、西晉，東晉、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時代之四種分别相，亦當探讨其相異所在，更進而求其會通合一。
又進而求其與前漢後宋，一貫相承之所在。
此當從社會史、政治史、學術史會合求之。
知其分，又當知其合。
知其變，又當知其常。
固不得因此時期有門第存在，而遽目之為猶是一封建社會。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鎮割據，朝廷以詩賦文學取士，門第傳統終于衰滅。
繼之者為進士輕薄。
其時之所謂士，既失門第護養，又無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體上，已失其所以為士之内在精神。
而社會亦失其領導中心，政治學術相次潰敗，唐亡而五代繼起。
就曆史形勢言，晚唐與五代十國，斷不能與晚漢以至三國之一段時間相提并論。
中國曆史自秦以下，亦不斷有衰亂世，但亦不得謂之黑暗世。
若必求中國曆史上之黑暗世，則惟晚唐與五代，差可當之。
其時，政治亂于上，學術衰于下，士之一領導中心已失其存在，而傳統社會則猶未徹底崩潰。
尤其在南方十國中，社會基礎尚未大變，文化命脈尚未全絕，惟在極端搖動中。
無以名之，則姑可名之曰"黑暗社會"。
宋代興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極端以養士尊士為務。
然就中國曆史言，傳統的士階層之正式複興，則已在宋興六七十年後。
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範仲淹，必待此兩人出，乃重見有中國傳統之所謂士。
然其時社會已不再有門第，政府以考試取士，而進士皆出自白衣。
此一形勢，直至清末，餘特為定名"白衣社會"。
白衣率從農村中崛起，其形勢略同于漢武帝之時。
所不同者，政府考試制度已大為開放，民間又有印刷術發明，書籍流布，較前遠易。
故兩漢察舉制度興起以後有門第，而宋代士階層複起，終不能再有門第形成。
其時民間學術傳布，印刷術之外，複有書院講學。
印刷術與書院，均已遠起于唐代。
而在社會上發生大影響，引起大作用，其事則始于宋。
宋代政府貧弱，遠不能與唐相比，而社會學術之盛，則唐亦不能媲于宋。
南宋政府益貧弱，而學術轉益興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勢大變。
其時學者，即傳統之所謂士，相率杜門不仕，而隐于民間，以講學為務。
書院之盛，上淩宋，下躐明。
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
故元代之學術，經史文學，縱不能繼步兩宋，然較之明代，則未見遠遜。
元代初期如黃東發、王厚齋、胡身之、馬端臨，皆不愧為曠世巨儒。
中國曆史上亡國時代，惟元初學術最盛。
明代開國，如劉基、宋濂之徒，亦皆培養于元代。
論其規模，亦未遜漢、唐、宋諸代之開國，而抑若猶有過之。
明代科舉之制，亦承襲于元。
所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為科舉标準者，亦自元抄襲。
故在元代，政治大變于上，社會固未随之大變于下。
學術文化傳統依然如舊。
其時己無門第，而白衣之士階層，仍不失其為社會之領導中心。
士階層憑何力量而得如此，此當從胡瑗、範仲淹以下，在學術之潛在精神中，求其深源。
而濂、洛、關、閩理學之貢獻，亦自可見。
滿清入關，明遺民志節之高抗，學術之深邃，一時人物蔚起，聲光炳煥，尤過于元初。
曆代政權更疊之際，殆無其匹。
政府亡于上，顧亭林謂之是亡國。
而社會士群，則仍能存天下于下。
中國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傳統。
清廷異族政權雖控禦中國逾兩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國社會則依然凝固，精神猶昔，文物遞盛，直接間接，莫非明遺民所賜。
清末辛亥以前，國人倡導革命，即以明遺民為号召。
尤著者，乃見于當時群相誦讀之《國粹學報》。
風聲所播，人心奮昂，影響深厚，遠較宣傳西方美、法革命為尤過。
下層社會之影響上層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傳統，較之外在影響之鼓舞歆動，其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見。
如上所述，中國自古代封建貴族社會移轉而成四民社會，遠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
兩千四百年，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幹濟政治。
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
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
門第社會遠始于晚漢，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亘當曆七百年以上。
門第特權，初非由政府規定，與以前封建不同。
又經亂世，如三國分裂，東晉偏安，五胡雲擾，南朝之遞禅，北朝之分東西，南北政權又相繼亡滅，隋代亦繼之颠覆。
政治局勢極度動蕩，南方門第支撐于長江一帶之新造區域，北方門第則崎岖于胡族政權下，而始終保其存在。
及至唐代統一，盛運再臨，而門第仍屹立。
此當有其所以然之故。
餘曾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一長文詳論其事。
蓋此一時期之門第，不僅能自保，而中國傳統文化亦賴以維系。
兩漢經學以外，文學、史學，莫不有繼續茁長之勢。
政治亂于上，而社會定于下。
自漢迄唐，曆史民族生命之護養，亦胥當時門第之力。
縱謂當時門第，乃一種變相之貴族，然固不得加以輕視。
近人率以莊老清談與當時門第并為一談，此亦不然。
門第維系，斷非清談之業績。
清談僅在東晉南朝門第中有此一姿态。
北朝及隋、唐，清談顯不占地位。
故欲深究當時門第之共同實質與其一貫精神，斷當自中國傳統文化中求之，而儒學尤其一要端。
要之，門第乃形成于士族，門第中人，亦皆中國傳統社會中之所謂士，上接兩漢，下啟隋唐。
中國仍為一四民社會，士之一階層，仍為社會一中心。
會合政治史學術史而融通一體求之，則當時之所謂士，率多囿于門第，有其一種特殊之形态與風格，其不同僅在此。
再換言之，當時所謂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漢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創統一盛運而更加以發揚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數皆産生于門第中。
當時門第中人，決不當劃出于中國傳統社會領導中心士之一階層之外。
此一義，斷當加以深沉之認識。
至于門第内容，細言之，有晚漢、三國、西晉，東晉、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時代之四種分别相，亦當探讨其相異所在，更進而求其會通合一。
又進而求其與前漢後宋，一貫相承之所在。
此當從社會史、政治史、學術史會合求之。
知其分，又當知其合。
知其變，又當知其常。
固不得因此時期有門第存在，而遽目之為猶是一封建社會。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鎮割據，朝廷以詩賦文學取士，門第傳統終于衰滅。
繼之者為進士輕薄。
其時之所謂士，既失門第護養，又無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體上，已失其所以為士之内在精神。
而社會亦失其領導中心，政治學術相次潰敗，唐亡而五代繼起。
就曆史形勢言，晚唐與五代十國，斷不能與晚漢以至三國之一段時間相提并論。
中國曆史自秦以下，亦不斷有衰亂世，但亦不得謂之黑暗世。
若必求中國曆史上之黑暗世，則惟晚唐與五代，差可當之。
其時，政治亂于上，學術衰于下，士之一領導中心已失其存在，而傳統社會則猶未徹底崩潰。
尤其在南方十國中，社會基礎尚未大變，文化命脈尚未全絕，惟在極端搖動中。
無以名之，則姑可名之曰"黑暗社會"。
宋代興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極端以養士尊士為務。
然就中國曆史言，傳統的士階層之正式複興，則已在宋興六七十年後。
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範仲淹，必待此兩人出，乃重見有中國傳統之所謂士。
然其時社會已不再有門第，政府以考試取士，而進士皆出自白衣。
此一形勢，直至清末，餘特為定名"白衣社會"。
白衣率從農村中崛起，其形勢略同于漢武帝之時。
所不同者，政府考試制度已大為開放，民間又有印刷術發明，書籍流布，較前遠易。
故兩漢察舉制度興起以後有門第，而宋代士階層複起，終不能再有門第形成。
其時民間學術傳布，印刷術之外，複有書院講學。
印刷術與書院，均已遠起于唐代。
而在社會上發生大影響，引起大作用，其事則始于宋。
宋代政府貧弱，遠不能與唐相比，而社會學術之盛，則唐亦不能媲于宋。
南宋政府益貧弱，而學術轉益興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勢大變。
其時學者，即傳統之所謂士，相率杜門不仕，而隐于民間，以講學為務。
書院之盛，上淩宋，下躐明。
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
故元代之學術，經史文學，縱不能繼步兩宋，然較之明代，則未見遠遜。
元代初期如黃東發、王厚齋、胡身之、馬端臨，皆不愧為曠世巨儒。
中國曆史上亡國時代，惟元初學術最盛。
明代開國，如劉基、宋濂之徒，亦皆培養于元代。
論其規模，亦未遜漢、唐、宋諸代之開國，而抑若猶有過之。
明代科舉之制，亦承襲于元。
所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為科舉标準者，亦自元抄襲。
故在元代，政治大變于上，社會固未随之大變于下。
學術文化傳統依然如舊。
其時己無門第，而白衣之士階層，仍不失其為社會之領導中心。
士階層憑何力量而得如此，此當從胡瑗、範仲淹以下，在學術之潛在精神中，求其深源。
而濂、洛、關、閩理學之貢獻，亦自可見。
滿清入關，明遺民志節之高抗，學術之深邃，一時人物蔚起，聲光炳煥，尤過于元初。
曆代政權更疊之際，殆無其匹。
政府亡于上，顧亭林謂之是亡國。
而社會士群，則仍能存天下于下。
中國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傳統。
清廷異族政權雖控禦中國逾兩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國社會則依然凝固，精神猶昔，文物遞盛，直接間接，莫非明遺民所賜。
清末辛亥以前，國人倡導革命，即以明遺民為号召。
尤著者，乃見于當時群相誦讀之《國粹學報》。
風聲所播，人心奮昂，影響深厚，遠較宣傳西方美、法革命為尤過。
下層社會之影響上層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傳統，較之外在影響之鼓舞歆動，其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見。
如上所述，中國自古代封建貴族社會移轉而成四民社會，遠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
兩千四百年，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幹濟政治。
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
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