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有志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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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張溥泉１等則發起《國民報》[戢翼翚（字元成）、沈翔雲（字虬齋）、張繼（字溥泉）。
]，以鼓吹革命。
留東學生提倡于先，内地學生附和于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晖、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
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
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
于是民氣為之大壯。
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
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韬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
後以河内開博覽會，因往一行。
到安南時，适韬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
在河内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于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
河内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
過日本時，有廖仲恺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件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
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
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
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内地革命風潮之影響。
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己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
蓋彼輩皆新從内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
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号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
于是開第一會于比京，加盟者三十馀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二十馀人；開第三會于巴黎，加盟者亦十馀人。
開第四會于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阙之也。
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
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隻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
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将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
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于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于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于各省。
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于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
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
予略告以實情。
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
”予答以未有把握。
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
彼乃于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
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１與某武官往南京[喬義生，字宜齋。
]、武漢。
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
在南京有趙伯先２接洽[趙聲，字伯先。
]，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劃進行。
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
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
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為表同情于中國革命者也。
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為彼探悉。
張之洞遂奏報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劃，或确或否。
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
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法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
政府饬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
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内閣不贊成是舉，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國。
後劉家運等則以關于此事被逮而犧牲也。
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志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
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謹等是也。
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
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發沖冠，亟思飛渡内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
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
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
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于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
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于道矣。
尋麗萍醴之師敗，而禹之漠、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瑛〕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
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蕩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為沉默矣。
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将予逐出日本境外。
予乃離日本，而與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于河内，以籌劃進行。
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
繼又命鄧子瑜發難于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适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
予乃命黃克強随郭人津營，命胡毅生随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成革命。
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
于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緻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
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
滿拟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馀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馀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
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
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
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為之破壞。
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于接收軍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團紳矣。
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
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制，故不敢來。
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
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
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
]，以鼓吹革命。
留東學生提倡于先，内地學生附和于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晖、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
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
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
于是民氣為之大壯。
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
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韬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
後以河内開博覽會，因往一行。
到安南時，适韬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
在河内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于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
河内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
過日本時，有廖仲恺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件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
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
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
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内地革命風潮之影響。
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己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
蓋彼輩皆新從内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
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号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
于是開第一會于比京，加盟者三十馀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二十馀人；開第三會于巴黎，加盟者亦十馀人。
開第四會于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阙之也。
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
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隻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
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将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
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于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于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于各省。
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于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
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
予略告以實情。
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
”予答以未有把握。
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
彼乃于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
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１與某武官往南京[喬義生，字宜齋。
]、武漢。
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
在南京有趙伯先２接洽[趙聲，字伯先。
]，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劃進行。
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
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
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為表同情于中國革命者也。
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為彼探悉。
張之洞遂奏報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劃，或确或否。
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
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法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
政府饬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
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内閣不贊成是舉，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國。
後劉家運等則以關于此事被逮而犧牲也。
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志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
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謹等是也。
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
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發沖冠，亟思飛渡内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
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
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
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于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
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于道矣。
尋麗萍醴之師敗，而禹之漠、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瑛〕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
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蕩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為沉默矣。
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将予逐出日本境外。
予乃離日本，而與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于河内，以籌劃進行。
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
繼又命鄧子瑜發難于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适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
予乃命黃克強随郭人津營，命胡毅生随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贊成革命。
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
于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緻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
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
滿拟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馀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馀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
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
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
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為之破壞。
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于接收軍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團紳矣。
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
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制，故不敢來。
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
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
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