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有志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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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複明何為者,彼衆多不能答也。

    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

    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

    故于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緻不測。

    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

    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

    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

    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

    始知徒緻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

    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

    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

    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籌劃也。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

    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

    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1為外相[大隈重信。

    ],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

    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2等[大石正巳、尾崎行雄。

    ]。

    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

    随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3等[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

    ],後又識安川、犬冢、久原4等[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

    ]各志士之對于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冢為最。

    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1等[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宮崎彌藏、宮崎寅藏、菊池良士、萱野長知。

    ]。

    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2兩博士[寺尾亨戶。

    ]。

    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耳。

    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馀人,然其風氣之锢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

    吾黨同人有往返于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

    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

    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

    内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隻有會黨中人耳。

    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借全無,隻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

    由乙未初敗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

    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内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馀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

    适于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伥,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

    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

     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

    于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于興中會之事也。

    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

    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

    籌備将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内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

    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

    遂緻原定計劃不得施行。

    乃将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

    予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拟由台灣設法潛渡内地。

    時台灣總督兒玉1頗贊中國之革命[兒玉源太郎。

    ],以北方已陷于無政府之狀态也,乃饬民政長官後藤2與予接洽[後藤新平。

    ],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

    予于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

    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并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

    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親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

    随而轉戰于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

    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

    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内閣總理伊藤氏3對中國方針[伊藤博文。

    ],與前内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

    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為破壞。

    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機便宜行事。

    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馀日矣。

    士良連戰月馀,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足有萬馀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

    山田後以失路為清兵所擒被害。

    惜哉!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

    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兩殲之。

    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

    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将也。

    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

    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

    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

    每一念及,仰止無窮。

    二公雖死,其精靈之萦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

    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别矣。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

    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馀,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

    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

    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适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于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

    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于革命問題。

    劉成禹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

    而戢元成、沈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