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能知必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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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當年黑奴釋放後之紛擾，故行此策也。
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
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
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于一人，今則主權屬于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
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而今皆當為主人矣。
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誰為為之？孰令緻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
此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
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于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産此嬰兒之母也。
既産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
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為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
專制時代之臣仆尚且如此，況為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卻天職，緻使革命事業隻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
悲乎！ 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
予之于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
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複，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
惟對于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
夫革命事業，莫難于破壞，而莫易于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
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随之之際，何啻天淵。
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以墜也。
今以一淺顯易行之事證之。
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擔任革命也，先從事于鼓吹，而後集其有志于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為目的。
其不信仰此信條當衆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為革命黨也。
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為形式上之事，以為無補于進行。
為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團體固結，卒能推倒滿清者，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
一黨尚如此，其況一國乎！ 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為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
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治之根本手續也。
故其對于入籍歸化之民，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尊崇其國體，恪守其憲章，竭力于義務，而後乃得認為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
其對于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職。
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
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
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
中國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組織革命黨也，乃以之為先天之國家者也，後果由革命黨而造成民國。
當建元之始，予首為宣誓而就總統之職，乃令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
而吾黨同志悉以此為不急之務，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始作罷論。
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予于此點特為注重，而同人則多漠視。
予以有我之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為不關緊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聽，于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
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讨罰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于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
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為其極大之原因也。
蓋以帝制之取消，則凡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為空想，而鬥志全消矣。
此陳宦所以獨立于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氣絕也。
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強之勸告也。
列強之所以勸告者，以民黨之抵抗袁氏有極充分之理由也。
而理由之具體，而可執以為憑，表示于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
倘當時袁氏無此信誓，則其稱帝之日，民黨雖有抵抗，而列強視之，必以民黨愚而多事，而必無勸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緻失敗。
何也？蓋袁氏向為君主之臣仆，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于袁，已自甘于犧牲共和矣。
既甘放棄于前，而反争之于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
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而維持中國之共和也。
由是觀之，信誓豈不重哉！ 乃吾黨之士，于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為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為理想者，則多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
夫吾人于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乃于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
倘革命黨當時不河漢予言，則後天民國之進行，亦如先天組黨之手續，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于民國為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為清朝之臣民。
其既宣誓而後，有違背民國之行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于法律上始有根據也。
如今之中華民國者，若以法律按之，則隻有少數之革命黨及袁世凱一人曾立有擁護民國之誓，于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國，而其馀之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法律之責任也。
而昔日捕戮革命黨之清吏，焚殺革命黨之武人，與夫反對革命黨之虎伥，今則腼然為民國政府之總長、總理、總統，而毫無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此何怪于八年之間而數易國體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
人者，心之器也。
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
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于心理。
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
乃革命黨于結黨時行之，于建國時則不行之，是以為黨人時有奮厲無前之宏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後則失此能力，遂緻建
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
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
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于一人，今則主權屬于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
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而今皆當為主人矣。
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誰為為之？孰令緻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
此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
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等于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産此嬰兒之母也。
既産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
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為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
專制時代之臣仆尚且如此，況為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卻天職，緻使革命事業隻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
悲乎！ 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
予之于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
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複，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
惟對于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
夫革命事業，莫難于破壞，而莫易于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
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随之之際，何啻天淵。
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以墜也。
今以一淺顯易行之事證之。
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擔任革命也，先從事于鼓吹，而後集其有志于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為目的。
其不信仰此信條當衆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為革命黨也。
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為形式上之事，以為無補于進行。
為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團體固結，卒能推倒滿清者，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
一黨尚如此，其況一國乎！ 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為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
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治之根本手續也。
故其對于入籍歸化之民，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尊崇其國體，恪守其憲章，竭力于義務，而後乃得認為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
其對于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職。
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
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
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
中國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組織革命黨也，乃以之為先天之國家者也，後果由革命黨而造成民國。
當建元之始，予首為宣誓而就總統之職，乃令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
而吾黨同志悉以此為不急之務，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始作罷論。
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予于此點特為注重，而同人則多漠視。
予以有我之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為不關緊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聽，于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
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讨罰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于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
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為其極大之原因也。
蓋以帝制之取消，則凡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為空想，而鬥志全消矣。
此陳宦所以獨立于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氣絕也。
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強之勸告也。
列強之所以勸告者，以民黨之抵抗袁氏有極充分之理由也。
而理由之具體，而可執以為憑，表示于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
倘當時袁氏無此信誓，則其稱帝之日，民黨雖有抵抗，而列強視之，必以民黨愚而多事，而必無勸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緻失敗。
何也？蓋袁氏向為君主之臣仆，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于袁，已自甘于犧牲共和矣。
既甘放棄于前，而反争之于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
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而維持中國之共和也。
由是觀之，信誓豈不重哉！ 乃吾黨之士，于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為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為理想者，則多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
夫吾人于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乃于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
倘革命黨當時不河漢予言，則後天民國之進行，亦如先天組黨之手續，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于民國為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為清朝之臣民。
其既宣誓而後，有違背民國之行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于法律上始有根據也。
如今之中華民國者，若以法律按之，則隻有少數之革命黨及袁世凱一人曾立有擁護民國之誓，于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國，而其馀之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法律之責任也。
而昔日捕戮革命黨之清吏，焚殺革命黨之武人，與夫反對革命黨之虎伥，今則腼然為民國政府之總長、總理、總統，而毫無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此何怪于八年之間而數易國體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
人者，心之器也。
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
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于心理。
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
乃革命黨于結黨時行之，于建國時則不行之，是以為黨人時有奮厲無前之宏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後則失此能力，遂緻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