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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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于安适也。
”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
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适，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
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
作者故曰：錢币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欲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
錢币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适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緻安适之具也。
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産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
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準”之變遷也。
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适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
此三時代之交易“中準”，各于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
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
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
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并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
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
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
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
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産，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
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于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于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
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
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
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财盡之日也。
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産，方能有濟也。
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
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産，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
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産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于今日百倍矣。
如是則我亦可立進于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
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雲：“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
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
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
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
”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于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
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
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
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
因在人工生産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于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争，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
此事已行之于世數千年矣。
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
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１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
]，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
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
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
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産，而有機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
是時而猶守自由競争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２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于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
]，而各國後先效法者也。
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财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
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曆史、銀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
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隻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
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于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于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
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
故曰：世人隻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
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
”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
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适，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
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
作者故曰：錢币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欲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
錢币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适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緻安适之具也。
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産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
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準”之變遷也。
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适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
此三時代之交易“中準”，各于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
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
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
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并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
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
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
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
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産，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
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于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于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
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
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
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财盡之日也。
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産，方能有濟也。
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
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産，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
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産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于今日百倍矣。
如是則我亦可立進于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
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雲：“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
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
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
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
”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于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
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
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
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
因在人工生産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于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争，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
此事已行之于世數千年矣。
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
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１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
]，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
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
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
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産，而有機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
是時而猶守自由競争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２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于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
]，而各國後先效法者也。
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财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
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曆史、銀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
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隻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
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于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于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
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
故曰：世人隻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
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