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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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
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
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
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
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
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
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了解也。
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
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
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
川客在滬所采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
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馀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
其節時省事，并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周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
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
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
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
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币與金錢等耳。
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緻民窮國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國南北戰争之時，亦發行紙币，而亦受紙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币多而貨物少故也。
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币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發不兌現之令也，隻學人一半而違其半。
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币，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
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
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币不收。
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滞，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币，不收現金。
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将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于廢物耳。
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
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産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财匮。
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
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
皆不得其當也。
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并貨之流通耳。
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
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
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
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
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産停滞，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
德奧行之于先，各國效之于後。
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
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适也。
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
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
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
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
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
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
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了解也。
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
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
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
川客在滬所采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
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馀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
其節時省事，并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周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
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
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
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
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币與金錢等耳。
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緻民窮國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國南北戰争之時，亦發行紙币，而亦受紙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币多而貨物少故也。
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币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發不兌現之令也，隻學人一半而違其半。
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币，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
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
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币不收。
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滞，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币，不收現金。
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将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于廢物耳。
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
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産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财匮。
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
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
皆不得其當也。
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并貨之流通耳。
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
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
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
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
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産停滞，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
德奧行之于先，各國效之于後。
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
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适也。
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