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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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于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
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
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
錢币未發生以前，世間隻有交易之事耳。
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
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産增加，而各以有馀而交易也。
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
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馀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馀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
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馀，出而求交易也。
否則，其有馀者，必有貨棄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
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
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雲：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
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
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馀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馀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馀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馀粟者困矣。
有馀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馀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馀布者又困矣。
有馀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馀羊者又困矣。
有馀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馀器者亦困矣。
此四人者，各有所馀，皆為其馀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
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
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馀，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
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
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于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币，而功效則同也。
故作者于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
”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
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
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
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于人類之交易者，無過于日中為市矣。
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欲望亦漸開。
于是前之隻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
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
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準”矣。
此錢币之起源也。
是故錢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币之為用大矣。
自有錢币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馀而求不足者，隻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
是錢币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産，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
人類自得錢币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裡之勢矣。
考中國錢币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于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
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币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
由此觀之，錢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
世界人類自有錢币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币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
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于前矣。
蓋機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
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緻遠也，一日可達數千裡之程。
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
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
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産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
今日世界之生産，
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
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
錢币未發生以前，世間隻有交易之事耳。
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
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産增加，而各以有馀而交易也。
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
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馀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馀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
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馀，出而求交易也。
否則，其有馀者，必有貨棄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
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
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雲：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
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
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馀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馀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馀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馀粟者困矣。
有馀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馀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馀布者又困矣。
有馀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馀羊者又困矣。
有馀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馀器者亦困矣。
此四人者，各有所馀，皆為其馀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
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
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馀，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
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
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于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币，而功效則同也。
故作者于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
”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
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
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
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于人類之交易者，無過于日中為市矣。
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欲望亦漸開。
于是前之隻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
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
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準”矣。
此錢币之起源也。
是故錢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币之為用大矣。
自有錢币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馀而求不足者，隻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
是錢币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産，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
人類自得錢币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裡之勢矣。
考中國錢币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于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
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币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
由此觀之，錢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
世界人類自有錢币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币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
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于前矣。
蓋機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
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緻遠也，一日可達數千裡之程。
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
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
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産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
今日世界之生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