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書名考
關燈
小
中
大
”，楊終以永元十二年卒（公元l00年），是其明證。
《史記》名稱，有介于拟似之間，而後人為從東漢初年即開始者，如《後漢書》卷四十《班彪傳》雲“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阙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後引班彪《後傳》略論曰：“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班彪傳》文所謂司馬遷著史記者，為範蔚宗當時叙事之文，《後傳》系班彪原文，仍稱為《太史公書》，可以證明。
又《列仙傳》老子傳引《史記》雲，“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為将軍，封于段幹”；《西京雜記》雲，“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兩書經魏晉人附益者多，不能據為定論。
《史記》名稱，有謂始于班彪父子者，有謂始于王肅者，有謂始于兩晉者，有謂始于《隋書·經籍志》者，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今據東漢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獻材料，互參考證，決定開始于東漢桓帝之時，前後共羅列九證，分舉于下。
（一證）漢東海廟碑陰 《隸釋》卷二東海廟碑陰雲，“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阙事在《史記》”。
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于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碑文所謂“事在《史記》”，即指此事，東海廟碑為桓帝永壽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記》之名稱，當以此為最早，合下文武榮碑觀之，皆石刻中兩鐵證，故決定《史記》名稱的開始，在東漢桓帝之時。
（二證）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金石萃編》卷十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雲，“阙帻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
又雲，道“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
碑無年月，以碑文辭考之，武榮之卒，當在靈帝初年，武榮年三十六，舉孝廉，研究《史記》、《漢書》，當在桓帝初年可知。
另以武氏石阙銘其敦蝗長史武斑碑互考之，武榮為武開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
《史記》名稱，有介于拟似之間，而後人為從東漢初年即開始者，如《後漢書》卷四十《班彪傳》雲“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阙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後引班彪《後傳》略論曰：“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班彪傳》文所謂司馬遷著史記者，為範蔚宗當時叙事之文，《後傳》系班彪原文，仍稱為《太史公書》，可以證明。
又《列仙傳》老子傳引《史記》雲，“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為将軍，封于段幹”；《西京雜記》雲，“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兩書經魏晉人附益者多，不能據為定論。
《史記》名稱，有謂始于班彪父子者，有謂始于王肅者，有謂始于兩晉者，有謂始于《隋書·經籍志》者，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今據東漢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獻材料，互參考證，決定開始于東漢桓帝之時，前後共羅列九證，分舉于下。
（一證）漢東海廟碑陰 《隸釋》卷二東海廟碑陰雲，“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阙事在《史記》”。
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于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碑文所謂“事在《史記》”，即指此事，東海廟碑為桓帝永壽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記》之名稱，當以此為最早，合下文武榮碑觀之，皆石刻中兩鐵證，故決定《史記》名稱的開始，在東漢桓帝之時。
（二證）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金石萃編》卷十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雲，“阙帻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
又雲，道“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
碑無年月，以碑文辭考之，武榮之卒，當在靈帝初年，武榮年三十六，舉孝廉，研究《史記》、《漢書》，當在桓帝初年可知。
另以武氏石阙銘其敦蝗長史武斑碑互考之，武榮為武開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