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恐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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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治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與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
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126]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個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宮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127]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财破人亡。
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
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隻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吐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
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
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判官的頭來平衆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諒解。
[128]一年後，他又特别指出：“自開國以來，唯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治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與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
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126]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個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宮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127]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财破人亡。
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
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隻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吐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
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
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判官的頭來平衆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諒解。
[128]一年後，他又特别指出：“自開國以來，唯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