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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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這種情況。
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産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産得不到保證，它就不能維持下去。
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地移民。
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河南、河北、安徽去。
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
遷移的農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後，政府分配給他們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争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
此外，政府還給耕牛、種子、農具，并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内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
元朝有所謂匠戶制度。
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後，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還是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
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集合在一起，為官府生産，這些人就稱為匠戶。
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
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産。
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争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
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産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産。
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标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産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
而且用法令規定：隻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
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
關于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特别值得提一下。
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穿絲錦。
老百姓穿的是什麼呢？穿的是麻布。
有一本看相的書，就叫《麻衣相法》。
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
到宋朝時棉布還是很珍貴。
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于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由于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
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
并且形成了幾個産棉區和松江等出産棉布的中心。
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
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産發展、農業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
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作“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的長期戰争，由于戰争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争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人口死亡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
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後，社會生産逐漸恢複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麼，最後，問題歸結到什麼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 上面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争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
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移民。
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這是基本的情況。
土地分散的後果是什麼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
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産資料，這樣，階級關系就比過去緩和了。
第二種情況與此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下來了，而且有了發展。
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做了大官。
第三種情況是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
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後來都成了他的大将、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
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着提高了。
明朝初年分配土地的結果，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麼複雜，那麼，整個說來，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
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
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
因此，就發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就随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
什麼原因呢？因為階級關系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由于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内，某些地區的階級鬥争有所緩和。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後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不少争論，涉及所謂皇權主義問題。
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
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從當時的具體曆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上任何農民戰争最後必須建立一種政權。
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将軍，因為他隻知道将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
他們能不能采取别的稱号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曆史實際沒有關系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隻能稱将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隻能是：（1）它必然要建立政權。
沒有政權怎麼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2）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隻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3）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
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能采取的辦法隻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的辦法，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
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
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有的。
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
它隻能對個别地主進行報複，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
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
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号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
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
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
而且從理論上來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财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财政開支隻能取之于農民。
除此之外，别無出路。
所以，它隻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别的形式。
因此，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必然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
這就是曆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起來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
關于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官。
中書省下面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
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政府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
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财政、軍事一切都管。
掌管監察的機關叫禦史台，地方上有行禦史台，簡稱行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
所以後來元朝政府對地方的統治愈來愈弱。
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繼承了元朝的這個制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隻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面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問題。
明初政權逐漸産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
朱元璋起兵于淮河流域，而劉基等
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産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産得不到保證，它就不能維持下去。
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地移民。
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河南、河北、安徽去。
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
遷移的農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後，政府分配給他們土地。
這些土地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争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
此外，政府還給耕牛、種子、農具，并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内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
元朝有所謂匠戶制度。
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後，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還是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
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集合在一起，為官府生産，這些人就稱為匠戶。
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
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産。
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争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
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産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産。
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标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産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
而且用法令規定：隻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
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
關于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特别值得提一下。
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麼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穿絲錦。
老百姓穿的是什麼呢？穿的是麻布。
有一本看相的書，就叫《麻衣相法》。
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
到宋朝時棉布還是很珍貴。
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于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由于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
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
并且形成了幾個産棉區和松江等出産棉布的中心。
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
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産發展、農業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
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作“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的長期戰争，由于戰争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争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人口死亡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
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後，社會生産逐漸恢複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麼，最後，問題歸結到什麼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 上面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争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
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移民。
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這是基本的情況。
土地分散的後果是什麼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
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産資料，這樣，階級關系就比過去緩和了。
第二種情況與此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下來了，而且有了發展。
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做了大官。
第三種情況是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
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後來都成了他的大将、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
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着提高了。
明朝初年分配土地的結果，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麼複雜，那麼，整個說來，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
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
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
因此，就發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就随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
什麼原因呢？因為階級關系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由于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内，某些地區的階級鬥争有所緩和。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後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不少争論，涉及所謂皇權主義問題。
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
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從當時的具體曆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上任何農民戰争最後必須建立一種政權。
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将軍，因為他隻知道将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
他們能不能采取别的稱号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曆史實際沒有關系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隻能稱将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隻能是：（1）它必然要建立政權。
沒有政權怎麼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2）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隻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3）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
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能采取的辦法隻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的辦法，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
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
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有的。
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
它隻能對個别地主進行報複，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
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
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号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
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
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
而且從理論上來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财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财政開支隻能取之于農民。
除此之外，别無出路。
所以，它隻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别的形式。
因此，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必然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
這就是曆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起來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
關于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官。
中書省下面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
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政府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
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财政、軍事一切都管。
掌管監察的機關叫禦史台，地方上有行禦史台，簡稱行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
所以後來元朝政府對地方的統治愈來愈弱。
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繼承了元朝的這個制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隻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面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問題。
明初政權逐漸産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
朱元璋起兵于淮河流域，而劉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