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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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軍始終沒有占到便宜，聽說各路援軍就要到達，怕歸路被截斷，隻好解圍退兵，北京的保衛戰就此勝利結束。
景帝以于謙功大，加官為少保（從一品），總督軍務。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将報告也先派人來講和，于謙嚴令申斥守将，從此邊将都堅決主戰，沒有一個人敢倡議講和的。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認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為皇帝，來和明朝對抗，結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這個法寶也不靈了。
俘虜到皇帝，不但沒有用處，還得供養，成了累贅，便另出花招，派使臣聲明願意送還皇帝，制造明朝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
明朝大臣都主張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興，說我本來不願做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
于謙說，皇位已定，不可再變。
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當迎接，萬一有詐，道理在我們這面。
景帝一聽說皇位不再更動，忙說依你依你。
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這個皇帝關在南宮裡。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mdash1456），于謙在兵部尚書任上，所提的意見，明景帝沒有不同意的。
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征求于謙意見，于謙不避嫌怨，有意見便說，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謙，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謙的，也恨于謙，特别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托于謙的門客，想做國子祭酒（大學校長），于謙對景帝說了，景帝說，這人倡議逃亡，心術不正，怎能當這官，敗壞學生風氣。
徐珵不知于謙已經推薦，反而以為是于謙阻撓，仇恨越發深了。
改名有貞，等候機會報複。
大将石亨原先因為打了敗仗削職，于謙保薦領軍抗敵立了功，封侯世襲。
他嫌于謙約束過嚴，很不樂意。
保衛北京之戰，于謙是主帥，功勞最大，結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裡過意不去，寫信給景帝，保薦于謙的兒子做官。
于謙說國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講不該顧私恩。
石亨是大将，沒有舉薦一個好人，一個行伍有功的，卻單單舉薦我的兒子，這講得過去嗎？而且我對軍功，主張防止僥幸，絕不敢以兒子冒功。
石亨巴結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發生氣。
都督張打仗失敗，為于謙所劾。
太監曹吉祥是王振門下，也深憾于謙。
這批人共同對于謙不滿，便暗地裡通聲氣，要搞倒于謙，出一口氣，做升官的打算。
于謙性格剛直，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事都有人出來反對，隻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
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便拍胸歎氣說：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勳臣貴戚，語氣間時常流露出來，恨他的人便越發多了。
他堅決拒絕講和，雖然明英宗是因為明朝拒和，也先無法利用才被送回來的，心裡卻不免有些不痛快。
這樣，在明景帝統治的七年間，在表面上，于謙雖然權力很大，在另一面，卻上上下下都有人對他懷恨，隻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
于謙才力過人，當軍務緊急，頃刻變化的時候，他指揮若定，眼睛看着報告，手頭屈指計算，口授機宜，合于實際，底下的工作人員看着，不由得衷心佩服。
号令嚴明，不管是勳臣宿将，一有錯誤，便報告皇帝行文申責，幾千裡外的守将，一得到于謙指示，無不奉行。
思慮周密開闊，當時人沒有能比得上的。
憂國忘身，雖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還了皇帝，卻很謙虛，口不言功。
生性樸素儉約，住的地方才蔽風雨，景帝給他一所西華門内的房子，幾次辭謝不許才搬過去。
“土木之變”後，索性住在辦公室裡不回家。
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發現他生活過于儉約，特别叫宮内替他送去菜肴。
有人說皇帝寵待于謙太過了，太監興安說，這人日日夜夜為國家操心，不問家庭生活。
他要去了，朝廷哪兒能找得這樣的人！死後抄家，除了皇帝給的東西以外，更沒有别的家财。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
派石亨代他舉行祭天儀式。
石亨認為景帝活不長久了，便和徐有貞、曹吉祥、張等陰謀打開南宮，迎明英宗複位，史稱“奪門之變”。
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和大學士（宰相）王文關在牢裡。
石亨等誣告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處謀逆，應處死刑。
審案時，王文據理申辯，于謙笑着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辯有什麼用。
判決書送到明英宗那裡，英宗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說于謙實在有功。
徐有貞說，不然，不殺于謙，奪門這一着就說不出名堂來了。
于謙、王文同時被殺，明景帝也被絞死，這一年于謙六十歲，明景帝才三十歲。
于謙死後，家屬被充軍到邊地。
大将範廣、貴州巡撫蔣琳也因為是于謙所提拔的牽連被殺。
還刻闆通告全國，說明于謙的罪狀，這個闆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見毀掉。
曹吉祥是于謙的死對頭，可是他的部下指揮朵兒卻深感于謙的忠義，到刑場祭奠痛哭，曹吉祥大為生氣，把他打了一頓。
第二天，朵兒又去刑場祭奠了。
都督同知陳逵冒着危險，收拾于謙的屍首殡葬，過了一年，才歸葬杭州。
廣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謙，當時不敢指名，作了一個歌謠： 鹭鸶冰上走，何處覓魚嗛？ 魚嗛是于謙的諧音，這個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遠留存在人民的記憶中的。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有一首詩：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廟，乾坤半壁嶽家祠。
于謙的事迹直接教育了這個有骨氣的好漢，甯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氣。
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代于謙做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撤職抄家，有很多金銀财寶，明英宗叫大臣們參觀，并說，于謙在景泰朝極被親信，死後沒有一點家業，陳汝言怎麼會有這麼多！石亨聽了，說不出一句話。
過些日子，邊方傳來警報，英宗很發愁，恭順侯吳瑾在旁邊說，要是于謙在的話，不會有這情況。
英宗聽了也說不出一句話。
于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徐有貞充軍雲南，石亨下獄死，曹吉祥造反滅族。
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于謙的兒子于冕遇赦回家，寫信給皇帝申冤，明憲宗恢複了于謙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這幾句話，傳誦一時。
于謙的名譽恢複了。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謙為肅愍，并建立祠堂，号為旌功。
明神宗萬曆時又改谥忠肅。
杭州、開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廣大人民永遠紀念這個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謙的著作流傳到今天的有《于肅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議》十卷。
演繹他的故事的小說有孫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海瑞的故事 一 海瑞的時代，是明封建王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
他生在正德九年，死于萬曆十五年（1514&mdash1587），一生經曆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個皇帝。
這幾十年中，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土地更加集中了。
皇帝侵奪百姓的土地，建立無數皇莊，各地親王和勳戚、貴族、大官僚都有莊田，親王的莊田從幾千頃到幾萬頃。
嘉靖時的宰相嚴嵩和徐階都是當時最大的地主。
萬曆時期有一個地主的田地多到七萬頃。
農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奪，淪為佃農、莊客，過着牛馬般的生活。
莊園的莊頭作威作福，欺侮百姓。
貴族和官僚的家裡養着無數的奴仆，有的是用錢買的，有的是農民不堪賦役負擔，投靠來的。
他們終年為主人服役，除家庭勞役外，有的學習歌舞、演戲；有的紡紗織布，四外販賣；有的替主人經營商業，開設店鋪，沒有工資，也沒有自由，世代子孫都陷于同一命運。
國家所控制的人口減少了，因為一方面農民大量逃亡，流散四方；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淪落為奴仆，戶口冊上的人口數字日漸減少。
同時土地的數字也減少了，這是因為農民流亡，田地抛荒；莊田數目越來越大，莊田主的貴族和官僚想法不繳或少繳錢糧，這樣，向國家繳納地租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更嚴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農為了逃避賦役，隐蔽在大地主戶下，大地主的土地越多，勢力越大，把應出的賦役分攤在農民的頭上，農民的負擔便越重，階級矛盾便越尖銳。
這個時期，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時期。
貪污成為政治風氣，正德時劉瑾和他的黨羽焦芳等人，公開索取賄賂；嘉靖時的嚴嵩父子、趙文華、鄢懋卿等人，從上到下，都要弄錢，不擇手段。
以知縣來說，附加在田賦上的各項常例(1)就超過應得的薪俸多少倍；上京朝見，來回路費和送京官的賄賂都要農民負擔。
徐階是當時有名的宰相，是嚴嵩的對頭，但是，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惡霸。
京官、外官忙于貪污，水利沒有人關心了，許多河流淤塞了。
學校沒有人關心了，府縣學的生員名為學生，到考試時才到學校應付。
許多農民産業被奪，田地沒有了，卻得照舊納稅，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個時期是政治最為腐敗，貪污成為風氣的時期。
也正是這個時期，倭寇（日本海盜）猖獗，沿海一帶，經常受到倭寇的威脅。
浙江、福建兩省被倭寇侵略最嚴重。
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把這兩省合成一個防禦性的軍事體系，設總督(2)管轄軍事。
軍隊增加了，軍饷相應增加，這些負擔也自然落在農民身上。
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貪污，倭寇的侵略，使農民生活日益困苦。
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榮景象，骨子裡卻蘊藏着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一觸即發。
海瑞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二 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總督是嚴嵩的親信胡宗憲。
淳安是山區，土地貧瘠，老百姓都很窮，山上隻産茶、竹、杉、柏，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老百姓窮得吃不上飯。
這個縣又處在新安江下遊，是水陸交通的樞紐，朝廷使臣，來往官僚過客，都要地方接待。
例如，經過一個普通官，就要用銀二三十兩；經過巡鹽禦史、巡按禦史等監察官員(3)，要用銀一二百兩，巡撫(4)出巡，則要用銀三四百兩。
這都要百姓賠墊。
他們坐船要支應船夫，走陸路要支應馬匹夫役。
地方窮，負擔重。
有一次，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仗着是總督公子，作威作福，嫌驿站（傳遞文書的站）的馬匹不稱心，供應不周到，大發脾氣，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樹上。
驿站的人慌了，跑到縣衙要辦法，海瑞說：“不慌，我自有主張。
”他帶人走到驿站，一大堆人在圍着看熱鬧。
鮮衣華服的胡公子還在指手畫腳，一看海瑞來，正要分說。
海瑞不理會，徑自進驿站去，一看胡公子帶的大箱子小箱子幾十個，都貼着總督衙門封條，就有了主意。
立刻變了臉色，叫人把箱子打開，都沉甸甸的，原來裝着好幾千兩銀子呢。
海瑞對着衆人說：“這棍徒真可惡，竟敢假冒總督家裡人，敗壞總督官聲！上次總督出來巡查時，再三布告，叫地方上不要鋪張，不要浪費。
你們看這棍徒帶着這麼多行李，這麼多銀子，怎麼會是胡總督的兒子，一定是假冒的，要嚴辦！”把幾千兩銀子都充了公，交給國庫，寫一封信把情由說了，連人帶行李一并送交胡宗憲。
胡宗憲看了，氣得說不出話，怕海瑞真個把事情鬧大，自己理屈，隻好算了，竟自不敢聲張。
海知縣拿辦總督公子的新聞轟動了淳安，傳遍了東南，老百姓人人稱快，貴族官僚子弟個個頭痛，罵他不識時務。
更使人高興稱快的是另一件事：海瑞擋了都禦史的駕，拒絕他入境。
這在當時說來，是件了不得的駭人聽聞的大事。
鄢懋卿是當時宰相大奸臣嚴嵩父子的親信，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左副都禦史的身份，出京來總理兩浙（浙東、浙西）、兩淮（淮南、淮北）、長蘆、河東鹽政。
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是朝廷最高級的監察官員之一，出巡地方時是欽差(5)，掌握着進退升降官吏的建議權。
總理鹽政是名目，實質上是皇帝要錢用，叫他從産鹽、賣鹽上打點主意，多搞些錢。
鄢懋卿以監察官、欽差大臣的身份，加上有嚴家父子做靠山，一到地方，威風得很，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給錢的是好官，給多的便答應升官，給少的便找題目磨難，非吃飽了不走。
總之，不管官大官小，什麼地方，什麼官，非給他錢不可，非給夠了不走。
不這樣做，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
不隻送賄賂，還要大大地鋪張供應、迎送。
地方長官巡撫、按察使、知府(6)、知縣，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
吃飯要供應山珍海味，住處要張燈結彩。
在揚州，地方請吃飯，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兩銀子。
他還帶着老婆一起，老婆坐五彩搭的轎子，用十二個女子擡。
連廁所都用錦緞做墊，便壺都用銀子做。
一天，輪到要巡查嚴州（今浙江建德）了，要路過淳安。
全縣人都焦急，不知怎麼辦才好。
欽差、監察官、地方長官到地方巡查，照例都要發一套條約或告示，說明來意和地方應注意事項，并且大體上也都按着老規矩，照前任的抄一遍。
告示内少不得要說些力戒鋪張、務從節儉等冠冕堂皇的話。
海瑞研究了好久，一想對了，即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
便對差官說，淳安地方小，百姓窮，容不下都老爺的大駕，請從别處走吧，省得百姓為難。
他親自寫一封信給鄢懋卿，信上說： 細讀您的布告
景帝以于謙功大，加官為少保（從一品），總督軍務。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将報告也先派人來講和，于謙嚴令申斥守将，從此邊将都堅決主戰，沒有一個人敢倡議講和的。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認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為皇帝，來和明朝對抗，結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這個法寶也不靈了。
俘虜到皇帝，不但沒有用處，還得供養，成了累贅，便另出花招，派使臣聲明願意送還皇帝，制造明朝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
明朝大臣都主張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興，說我本來不願做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
于謙說，皇位已定，不可再變。
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當迎接，萬一有詐，道理在我們這面。
景帝一聽說皇位不再更動，忙說依你依你。
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這個皇帝關在南宮裡。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mdash1456），于謙在兵部尚書任上，所提的意見，明景帝沒有不同意的。
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征求于謙意見，于謙不避嫌怨，有意見便說，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謙，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謙的，也恨于謙，特别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托于謙的門客，想做國子祭酒（大學校長），于謙對景帝說了，景帝說，這人倡議逃亡，心術不正，怎能當這官，敗壞學生風氣。
徐珵不知于謙已經推薦，反而以為是于謙阻撓，仇恨越發深了。
改名有貞，等候機會報複。
大将石亨原先因為打了敗仗削職，于謙保薦領軍抗敵立了功，封侯世襲。
他嫌于謙約束過嚴，很不樂意。
保衛北京之戰，于謙是主帥，功勞最大，結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裡過意不去，寫信給景帝，保薦于謙的兒子做官。
于謙說國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講不該顧私恩。
石亨是大将，沒有舉薦一個好人，一個行伍有功的，卻單單舉薦我的兒子，這講得過去嗎？而且我對軍功，主張防止僥幸，絕不敢以兒子冒功。
石亨巴結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發生氣。
都督張打仗失敗，為于謙所劾。
太監曹吉祥是王振門下，也深憾于謙。
這批人共同對于謙不滿，便暗地裡通聲氣，要搞倒于謙，出一口氣，做升官的打算。
于謙性格剛直，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事都有人出來反對，隻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
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便拍胸歎氣說：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勳臣貴戚，語氣間時常流露出來，恨他的人便越發多了。
他堅決拒絕講和，雖然明英宗是因為明朝拒和，也先無法利用才被送回來的，心裡卻不免有些不痛快。
這樣，在明景帝統治的七年間，在表面上，于謙雖然權力很大，在另一面，卻上上下下都有人對他懷恨，隻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
于謙才力過人，當軍務緊急，頃刻變化的時候，他指揮若定，眼睛看着報告，手頭屈指計算，口授機宜，合于實際，底下的工作人員看着，不由得衷心佩服。
号令嚴明，不管是勳臣宿将，一有錯誤，便報告皇帝行文申責，幾千裡外的守将，一得到于謙指示，無不奉行。
思慮周密開闊，當時人沒有能比得上的。
憂國忘身，雖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還了皇帝，卻很謙虛，口不言功。
生性樸素儉約，住的地方才蔽風雨，景帝給他一所西華門内的房子，幾次辭謝不許才搬過去。
“土木之變”後，索性住在辦公室裡不回家。
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發現他生活過于儉約，特别叫宮内替他送去菜肴。
有人說皇帝寵待于謙太過了，太監興安說，這人日日夜夜為國家操心，不問家庭生活。
他要去了，朝廷哪兒能找得這樣的人！死後抄家，除了皇帝給的東西以外，更沒有别的家财。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
派石亨代他舉行祭天儀式。
石亨認為景帝活不長久了，便和徐有貞、曹吉祥、張等陰謀打開南宮，迎明英宗複位，史稱“奪門之變”。
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和大學士（宰相）王文關在牢裡。
石亨等誣告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處謀逆，應處死刑。
審案時，王文據理申辯，于謙笑着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辯有什麼用。
判決書送到明英宗那裡，英宗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說于謙實在有功。
徐有貞說，不然，不殺于謙，奪門這一着就說不出名堂來了。
于謙、王文同時被殺，明景帝也被絞死，這一年于謙六十歲，明景帝才三十歲。
于謙死後，家屬被充軍到邊地。
大将範廣、貴州巡撫蔣琳也因為是于謙所提拔的牽連被殺。
還刻闆通告全國，說明于謙的罪狀，這個闆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見毀掉。
曹吉祥是于謙的死對頭，可是他的部下指揮朵兒卻深感于謙的忠義，到刑場祭奠痛哭，曹吉祥大為生氣，把他打了一頓。
第二天，朵兒又去刑場祭奠了。
都督同知陳逵冒着危險，收拾于謙的屍首殡葬，過了一年，才歸葬杭州。
廣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謙，當時不敢指名，作了一個歌謠： 鹭鸶冰上走，何處覓魚嗛？ 魚嗛是于謙的諧音，這個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遠留存在人民的記憶中的。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有一首詩：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廟，乾坤半壁嶽家祠。
于謙的事迹直接教育了這個有骨氣的好漢，甯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氣。
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代于謙做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撤職抄家，有很多金銀财寶，明英宗叫大臣們參觀，并說，于謙在景泰朝極被親信，死後沒有一點家業，陳汝言怎麼會有這麼多！石亨聽了，說不出一句話。
過些日子，邊方傳來警報，英宗很發愁，恭順侯吳瑾在旁邊說，要是于謙在的話，不會有這情況。
英宗聽了也說不出一句話。
于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徐有貞充軍雲南，石亨下獄死，曹吉祥造反滅族。
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于謙的兒子于冕遇赦回家，寫信給皇帝申冤，明憲宗恢複了于謙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這幾句話，傳誦一時。
于謙的名譽恢複了。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謙為肅愍，并建立祠堂，号為旌功。
明神宗萬曆時又改谥忠肅。
杭州、開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廣大人民永遠紀念這個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謙的著作流傳到今天的有《于肅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議》十卷。
演繹他的故事的小說有孫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海瑞的故事 一 海瑞的時代，是明封建王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
他生在正德九年，死于萬曆十五年（1514&mdash1587），一生經曆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個皇帝。
這幾十年中，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土地更加集中了。
皇帝侵奪百姓的土地，建立無數皇莊，各地親王和勳戚、貴族、大官僚都有莊田，親王的莊田從幾千頃到幾萬頃。
嘉靖時的宰相嚴嵩和徐階都是當時最大的地主。
萬曆時期有一個地主的田地多到七萬頃。
農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奪，淪為佃農、莊客，過着牛馬般的生活。
莊園的莊頭作威作福，欺侮百姓。
貴族和官僚的家裡養着無數的奴仆，有的是用錢買的，有的是農民不堪賦役負擔，投靠來的。
他們終年為主人服役，除家庭勞役外，有的學習歌舞、演戲；有的紡紗織布，四外販賣；有的替主人經營商業，開設店鋪，沒有工資，也沒有自由，世代子孫都陷于同一命運。
國家所控制的人口減少了，因為一方面農民大量逃亡，流散四方；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淪落為奴仆，戶口冊上的人口數字日漸減少。
同時土地的數字也減少了，這是因為農民流亡，田地抛荒；莊田數目越來越大，莊田主的貴族和官僚想法不繳或少繳錢糧，這樣，向國家繳納地租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更嚴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農為了逃避賦役，隐蔽在大地主戶下，大地主的土地越多，勢力越大，把應出的賦役分攤在農民的頭上，農民的負擔便越重，階級矛盾便越尖銳。
這個時期，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時期。
貪污成為政治風氣，正德時劉瑾和他的黨羽焦芳等人，公開索取賄賂；嘉靖時的嚴嵩父子、趙文華、鄢懋卿等人，從上到下，都要弄錢，不擇手段。
以知縣來說，附加在田賦上的各項常例(1)就超過應得的薪俸多少倍；上京朝見，來回路費和送京官的賄賂都要農民負擔。
徐階是當時有名的宰相，是嚴嵩的對頭，但是，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惡霸。
京官、外官忙于貪污，水利沒有人關心了，許多河流淤塞了。
學校沒有人關心了，府縣學的生員名為學生，到考試時才到學校應付。
許多農民産業被奪，田地沒有了，卻得照舊納稅，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個時期是政治最為腐敗，貪污成為風氣的時期。
也正是這個時期，倭寇（日本海盜）猖獗，沿海一帶，經常受到倭寇的威脅。
浙江、福建兩省被倭寇侵略最嚴重。
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把這兩省合成一個防禦性的軍事體系，設總督(2)管轄軍事。
軍隊增加了，軍饷相應增加，這些負擔也自然落在農民身上。
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貪污，倭寇的侵略，使農民生活日益困苦。
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榮景象，骨子裡卻蘊藏着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一觸即發。
海瑞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二 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總督是嚴嵩的親信胡宗憲。
淳安是山區，土地貧瘠，老百姓都很窮，山上隻産茶、竹、杉、柏，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老百姓窮得吃不上飯。
這個縣又處在新安江下遊，是水陸交通的樞紐，朝廷使臣，來往官僚過客，都要地方接待。
例如，經過一個普通官，就要用銀二三十兩；經過巡鹽禦史、巡按禦史等監察官員(3)，要用銀一二百兩，巡撫(4)出巡，則要用銀三四百兩。
這都要百姓賠墊。
他們坐船要支應船夫，走陸路要支應馬匹夫役。
地方窮，負擔重。
有一次，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仗着是總督公子，作威作福，嫌驿站（傳遞文書的站）的馬匹不稱心，供應不周到，大發脾氣，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樹上。
驿站的人慌了，跑到縣衙要辦法，海瑞說：“不慌，我自有主張。
”他帶人走到驿站，一大堆人在圍着看熱鬧。
鮮衣華服的胡公子還在指手畫腳，一看海瑞來，正要分說。
海瑞不理會，徑自進驿站去，一看胡公子帶的大箱子小箱子幾十個，都貼着總督衙門封條，就有了主意。
立刻變了臉色，叫人把箱子打開，都沉甸甸的，原來裝着好幾千兩銀子呢。
海瑞對着衆人說：“這棍徒真可惡，竟敢假冒總督家裡人，敗壞總督官聲！上次總督出來巡查時，再三布告，叫地方上不要鋪張，不要浪費。
你們看這棍徒帶着這麼多行李，這麼多銀子，怎麼會是胡總督的兒子，一定是假冒的，要嚴辦！”把幾千兩銀子都充了公，交給國庫，寫一封信把情由說了，連人帶行李一并送交胡宗憲。
胡宗憲看了，氣得說不出話，怕海瑞真個把事情鬧大，自己理屈，隻好算了，竟自不敢聲張。
海知縣拿辦總督公子的新聞轟動了淳安，傳遍了東南，老百姓人人稱快，貴族官僚子弟個個頭痛，罵他不識時務。
更使人高興稱快的是另一件事：海瑞擋了都禦史的駕，拒絕他入境。
這在當時說來，是件了不得的駭人聽聞的大事。
鄢懋卿是當時宰相大奸臣嚴嵩父子的親信，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左副都禦史的身份，出京來總理兩浙（浙東、浙西）、兩淮（淮南、淮北）、長蘆、河東鹽政。
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是朝廷最高級的監察官員之一，出巡地方時是欽差(5)，掌握着進退升降官吏的建議權。
總理鹽政是名目，實質上是皇帝要錢用，叫他從産鹽、賣鹽上打點主意，多搞些錢。
鄢懋卿以監察官、欽差大臣的身份，加上有嚴家父子做靠山，一到地方，威風得很，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給錢的是好官，給多的便答應升官，給少的便找題目磨難，非吃飽了不走。
總之，不管官大官小，什麼地方，什麼官，非給他錢不可，非給夠了不走。
不這樣做，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
不隻送賄賂，還要大大地鋪張供應、迎送。
地方長官巡撫、按察使、知府(6)、知縣，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
吃飯要供應山珍海味，住處要張燈結彩。
在揚州，地方請吃飯，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兩銀子。
他還帶着老婆一起，老婆坐五彩搭的轎子，用十二個女子擡。
連廁所都用錦緞做墊，便壺都用銀子做。
一天，輪到要巡查嚴州（今浙江建德）了，要路過淳安。
全縣人都焦急，不知怎麼辦才好。
欽差、監察官、地方長官到地方巡查，照例都要發一套條約或告示，說明來意和地方應注意事項，并且大體上也都按着老規矩，照前任的抄一遍。
告示内少不得要說些力戒鋪張、務從節儉等冠冕堂皇的話。
海瑞研究了好久，一想對了，即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
便對差官說，淳安地方小，百姓窮，容不下都老爺的大駕，請從别處走吧，省得百姓為難。
他親自寫一封信給鄢懋卿，信上說： 細讀您的布告